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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什么缘故，儿时记忆中颇有些白酒虽非敦煌所产，却多以飞天作为标志，普通者如洋河大曲，名贵者如飞天茅台。

藏经洞久空，图籍四播，惟千壁丹青，无语仍在。

“相比西方艺术中那些以死亡为主题的悲剧性雕像，敦煌这些文弱沉静从容安详的塑像所呈现出来的，也许是更加强大的力量。其中隐藏的消息，也为世人打开了一个通向别样世界的门窗。”

晨曦中，敦煌三危山下宕泉河畔的舍利塔 谢震霖 图

对敦煌的最初印象似乎来自于“飞天”。

也不知什么缘故，儿时记忆中颇有些白酒虽非敦煌所产，却多以飞天作为标志，普通者如洋河大曲，名贵者如飞天茅台。或瓶身绘飞天仙女，一手持杯，一手持叶，体形婀娜，飞袂飘飘，或双手持杯，倏然而来，翩翩翱翔，这些画图所带来的驰骋思绪、自由奔放以及对未来的幻想，让儿时的自己一直神往不已。

美一直是自由的象征，就像那些飞天所承载的飞逸之韵，若非自由，即非大美。而这种飞逸之韵一直在汉人的心灵最深处，从酒、水墨、舞蹈，乃至汉画像石的石线与逸笔草草的书画，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十多年来有意无意陆续搜罗了数十册敦煌石窟壁画、文献、游记、民俗等相关的图书，巨册者如敦煌石窟全集、临摹画集以及敦煌写经丛帖、斯坦因考察报告，小册者如敦煌饮食文化、掌故笔记等，有事没事时翻翻，弄翰之余，是没法不对这一遥远沙漠中的古城抱以巨大的向往的。

行走敦煌，已是三个月前的事，虽然之前买过不少敦煌的书，拜观敦煌后更是疯狂购得一堆，囫囵吞枣地抽空读读，越读越加气短，几乎掉进一个巨大的“坑”中，这才体会东汉应劭对“敦煌”二字的解释——“敦，大也；煌，盛也”，也愈加感受到自己的浅薄，不得不羡慕扎根敦煌石窟间的那些敦煌人，想至少也得留居敦煌一年半载，或方有所体会。故所谓敦煌行色，也只能算是走马观花，聊记粗略的观感与心得而已。

敦煌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

（一）

从上海到敦煌的飞机并非直达，与对敦煌极具感情的“阿拉上海人”专项基金发起人赵建平等诸友晨起从浦东机场登机，中午抵西安，停留三四个小时，且又晚点，直到黄昏时分方接近敦煌——然而在一片霞光中，却也正看得到苍莽天地之间的壮美，仿佛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气流挟人而去。

探寻大汉与西域文化之美，如飞天般踏云驾雾无疑是合适的。尤其过祁连山脉时，从空中鸟瞰，机翼下云海漫漫，翻涌不已，雪山则连绵不断，万般险峻化为奇峰争姿。

不免让人记起汉唐西征的健儿与从军之行，王昌龄名句有“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气雄浑，铿锵有力，至今读之，一股豪气仍让人激荡澎湃。

随着飞机的西行，雪山渐少，入目陆续作深黄、褐黄、土黄、浅黄……大片大片的黄，漫无边际的黄，全然不管观者是否单调，然而单调中却也正有一种纯净——不变的依然是群山奔逐，逶迤起伏，天空也愈加高远。

《山海经》中所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昆仑是汉人心中的圣山，西王母即居于此山，对于昆仑到底位于何处，一直聚讼纷然，屈原在《天问》中即有：“昆仑县圃，其居安在？”《晋书》中记有酒泉太守马岌之言似乎算是回答：“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虽然现在有地跨青藏的昆仑山脉，且又有“海外亦有昆仑”之说，然而因为心中积淀太久的敦煌向往，我个人莫名其妙还是愿意相信晋代那位酒泉太守之言，或者说，我相信此行即是一次朝圣之旅。

抵敦煌后，敦煌研究院的杨秀清、马铁军等早已等候多时，有意思的是接我们的车正是“阿拉上海人”专项基金捐助敦煌的一辆中巴。沿途多见白杨，单纯而直直地生长着，草并不多，见证西部荒凉的戈壁大漠渐次而来。

入住鸣沙山下的敦煌山庄，山庄古朴粗犷，一如大漠古堡，推窗可见鸣沙山，历史的烟云感瞬间纷至沓来，几疑此身非在现实中。晚于附近一蒙古包晚餐，走出蒙古包，抬头望天，这才发现天太蓝了，有一种纯净的底色在，几株榆树，榆钱累累，伸向无垠而透明的天际。

山庄有露天的仿古建筑摘星阁，入夜坐于阁间，面对鸣沙山，烛光中观夜色中的起伏沙峰，似有沙鸣，隐隐约约且有古琴《阳关三叠》传来，时断时续，一种人世的悲怆、苍莽与悠远让人无言，其时星月在天，散散淡淡，然而天地之间的一种阔大与空灵却清晰可触。

次晨又于摘星阁观鸣沙日出，晨曦微露时，那样一种沙漠间的光影变幻与旖旎动人处，实在让人感到语言的贫乏。

早餐后驱车前往莫高窟千佛洞。与山庄相隔并不远，拐几个弯，沿途几乎都是沙地戈壁，然而将到莫高窟时，却是一片青葱的翠意，蓊蓊郁郁，“沙翻大漠黄”瞬间变为“窟藏神仙境”——这实在是有些神奇的。树丛后面即是梦牵魂绕的莫高洞窟，位于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东向三危山，似乎算得上是两山之间的一个小小峡谷，洞窟栉比，上下分布约四五层，绵延约两三里。一座贴倚山体而建的九层楼阁将断崖一分为二，成为敦煌莫高窟标志型的景观。

莫高窟始建于苻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据称有两位僧侣乐尊和法良行经敦煌鸣沙山，忽见山顶金光笼罩，宛如千佛现身，遂募捐建造了第一座石窟，其后千百年来，代代开凿，现存近四百多窟中，保存着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直至明清的壁画四万多平方米，据说若把这些壁画以一平方米横向排列，长度可达45公里，洵是人类历史上一座博大精美、无可比拟的巨型艺术博物馆，而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所发现的敦煌文书等文物流散世界各地，一方面让敦煌学成为世界性的显学，另一方面也如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莫高窟98号窟于阗国王李圣天像(局部)

藏经洞久空，图籍四播，惟千壁丹青，无语仍在。

大概是旅游淡季，加之我们来得较早，游人极少，进门可见牌楼，郭沫若所书“莫高窟”三个大字，蓝底金字， 不无俗味，颇恨。惟牌楼已旧，见出包浆，尚可观瞻。两侧几株粗可合抱的老榆，地上树影纵横，满树的榆钱，串串鹅黄淡绿，在近乎纯净的空气不无婉约；白杨极高壮，一树树长枝，散漫投映在层层洞窟间，如一痕痕淡墨线条铺排开去。

导览小贺是一位长相秀气的女孩，口角含笑——并非那种职业性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微笑，眼神清澈，不知是否受千佛圣境感染之故，乍看颇类江南人，然而一问却是土生土长的敦煌人，对话下去，才知道小贺的文化与艺术功底实在不浅。

最先观看的是45号窟，进入洞窟，几乎让人瞬间无言——一种大美的震慑。

拜观主尊佛像后，只一瞬间，目光即被两侧妩媚的菩萨像所吸引——这两尊盛唐彩塑闻名久矣，抬头仰观，面相圆润，云髻高耸，双目微启，眉目间似笑非笑，神情间恬静圣洁，身形则一曲三折，婷婷婀娜，衣纹垂坠若流云，立于佛像两侧，一种垂怜众生的神态让人望之而感动，复生庄严之心。这样的唐塑，被称作“东方维纳斯”实在是低估了先人的成就。

两壁有经变画，一是观音经变，一是观无量寿经变，颇有意思的是观音经变图中有“胡商遇盗图”，高目深鼻的胡商——大概都是粟特人吧，在丝绸之路忽遇持刀的盗匪，恐惧之余，放下钱袋子与丝绸，口念观音名号，最后盗匪亦被感化。

第45号窟菩萨像

（二）

第98号窟正在维修，入窟可见巨大的脚手架。

这是莫高窟为数不多的壁画大窟，窟主是五代初统治敦煌的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窟内现存供养人题名163条，数量之多为莫高窟之冠。入口处可见张大千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编号“四十二”，黄框白底黑字，以其独有的风格写就，下面却是署有“民国叁拾壹年”炭笔书写的打油诗，民国三十一年是1942年，也是张大千在敦煌的时间，不知此诗是否大千助手所书？

此窟由甬道和主室两部分组成，其中甬道口的供养人像于阗国王李圣天（曹议金之婿）、王后曹议金之女俱极精美大气，衣冠一如汉制，线条流利准确，像前方均有墨书榜题。于阗是西域古国，即今新疆和田一带，彼时崇尚佛教，汉语中的“佛”字即译自古代于阗语。因为对汉唐文化的喜爱，于阗国王后来改姓李，从唐末到宋代一直在敦煌开窟造像。然而11世纪被喀喇汗国吞并，语言与人种逐渐伊斯兰化，直至今日。近些年，因“东突”恐怖势力的影响，时闻和田有针对平民的暴力恐怖活动，恐怖分子气焰不可谓不嚣张，以至于不少旅行者已把南疆视为畏途——对比98号窟曹议金专门为其婿于阗国王李圣天所绘画像，这真是历史的一种反讽与无奈。

而这对当下的反思又在哪里？

98号窟主室中央设背屏式中心佛坛，四壁绘各类经变画，沿脚手架而上，窟顶的壁画可近距离直视——若非修复是绝无如此眼福的。经变画旁均有榜题书法，虽系民间，却颇有北魏流韵，拙中时有放逸之态。

到地面后，可见窟洞另一侧一组修复人员正在灯下各自维修，98号窟维修的负责人之一、敦煌研究院修复所副主任朱万煜说这样的修复已进行了十多年，98号窟的酥碱病害之外，还有起甲、空鼓、霉变等，修复是极其细心单调缓慢的工作，有时一天下来，其实也能修复不大的一两块极小的壁画，而这还只是其中一道工序而已。

而敦煌490多个洞窟几乎个个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病害，较为严重需要抢救修复的就达一半以上。以目前的壁画抢救修复力量，按每支队伍抢救修复一个洞窟最短需时2年计，把所有有病害的洞窟修一遍，也得要百年。

——这其实是一种与时光的角力，尽管残缺是美，尽管所有的其实终将逝去，六朝文物草连空，然而人类挽留美的心理却仍然那么顽强。从这一角度而言，这些耐得寂寞甘坐冷板凳的修复者的静气是让人生敬的——这种静气与耐得寂寞的精神也正是敦煌的传统与文脉所在。

“你理性观察这些壁画时，她就是艺术品；当你有虔诚的心，她便成为一种信仰。”修复者这句朴实的话里其实有一种大道在。

这样的精神若放大至整个社会，这个民族是没有理由不真正复兴的。

可惜的是，这样的信仰在当下大多却是虚无的，这其中的问题到底何在？理清其中缘由并修复之，兹事体大，至少说远比那些经济数据，以及种种GDP之类的数字重要。

仍然看窟。

第96窟是莫高窟最大的佛窟，即九层楼所在地，又称“大佛殿”。大佛系唐代武则天时代所建，红唇，抹胸，龙纹，大概是有武则天“写真”的成分，这与另一赫赫声名的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可作对比观。

复观第220号窟。这是一所从宋代“变”为初唐的洞窟，1943年，研究者将表层宋绘剥离后，发现了初唐壁画，而下面的帝王像风格与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颇为相似。

右壁的药师经变有巨大的舞乐场面，印象尤深者则在两组舞伎，一组举臂提脚，着紧身裤，一组展臂挥袂，似在旋转，大概即是胡旋舞。白居易《胡旋舞》有“胡旋女，手应弦，心应鼓，弦歌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篷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此图可为写照，只不知安禄山作此舞时又是何等景象？

158号窟有巨型卧佛涅槃塑像，涅槃像侧壁上有弟子举哀画图，均是皇皇巨制，精美之极。卧佛全长15.8米，释迦右胁而卧，肌肤若圆润透明，神情则通透安详，如莲花乍开，进入真正的常乐我净，高尔泰先生的回忆敦煌文中对此有一段感言，印象颇深，个人以为对东西艺术的对比尤可让人思考：“（涅槃像）视终极如开端，不知不觉征服了死亡。看到死亡的曲子，如此这般地被奏成了生命的凯歌，我想到西方艺术中那些以死亡为主题的雕像(如拉奥孔，米开朗琪罗的死，或者罗丹的死)，都是悲剧性的，宽阔的胸脯隆起的肌肉，剧烈的动作紧张的表情，都表征着恐惧与绝望的抗争。相比之下，这些文弱沉静从容安详的塑像所呈现出来的，也许是更加强大的力量。这不是一个可以用阳刚阴柔之类现成概念，或者十字架和太极图之类近似的比喻可以说明的差异，其中隐藏的消息，也为我打开了一个通向别样世界的门窗。”

此言其实大有深意。

敦煌的洞窟其实是不适合一下子观看太多的，到这里，如果有时间，最多一天细品一个洞窟其实也就可以了，像我们这样一下观看五六个洞窟，大概是会“消化不良”的，然而时间太短，有什么办法？况且，自我安慰的说法是美好的总不可一次看尽，必得留待以后再来。

阳关遗址的夕照

 

（三）

其后进行壁画修复对话，复启程前往阳关。

阳关在敦煌玉门关之南，我喜爱的庾信诗有“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简净大气，然而写阳关最有名的诗句却是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未知末句是否受庾信的启发，不管如何，好的诗句并不在多，且纯然于无意处得之方妙。这些句子，信手拈出，千载之下，念之读之，仍让人感怀不已。

开车约两小时，一路茫茫戈壁与大漠，入口处有私人所建的阳关博物馆，陈列简陋，且又建楼台，列推车，周边植杨柳、桃树之属，与天然的骆驼刺、沙棘草并陈，大概取“客舍青青柳色新”之意，可惜实在做作，中国诸多古迹，守着本真的风貌不去维护，反而东施效颦，克尽人工，忸怩作态，让人欲呕。好在游人并不多，阳关可观者其实在于沙漠高坡之上仅存的汉代烽燧与苍浑的日落，若没这些，此行就太冤了——一行人那天就并排坐在古烽燧附近的高坡之上，让风吹着，一直凝望那抹残阳成为一痕灿霞，直到消隐于大漠尽头。

天际淡青，复云舒云卷，这实在是让人难忘的。

敦煌飞天境界的阔大，想来与画者常观此类天象亦不无关系。

次日到敦煌博物馆观展，最让自己中意者则在于晋砖画，纯粹的写意之作，线条灵动自然，多年前曾于国家博物馆得观嘉峪关晋砖画，描绘农桑、狩猎、出行、烹饪等，活泼动人，一片生机，当时一种意外的喜悦至今仍可感受。

敦煌博物馆晋砖画用笔奔放，与嘉峪关晋砖画似同一风格，与去年于新疆博物馆所观阿斯塔地墓最早纸本晋人画也有相通处，重写意，线条流畅，相比宫廷人物画，其中出自民间的鲜活与野性，在中国文人画史似乎直到齐白石那里方重新发现。

可惜展出的大多是复制品，原作不过二三件，如弹琴图、力士捧剑图、白虎图，其线条舒展之外，更见出些许拙味，虽然残破，然而对比之下，方知复制品与原作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弹琴图所绘当是伯牙，漫漶极多，然而却更见一种云间飘然欲仙、御风而起之意。捧剑力士图线条沉稳而灵动，可见画者的书法功底，这样的作品若呈现于纸上，与白石人物画作并列，似并不让人唐突，甚至让人以为或是同一画者所作。

此中缘故，回味起来实在很有意思。而这样的画作，个人以为即便与莫高窟最美的壁画相比，也是不相上下的。

下午作玉门关与雅丹之行，来回行程须六七小时——这才是真正的一路戈壁砾石，黄沙万里白草枯，漫漫无际，除了荒凉，还是荒凉。

将到玉门关时，途中有汉代粮仓遗址，即大方盘城遗址，据斯坦因、阎文儒等在此处发掘的汉简及碣石，此处自汉代到魏晋一直是把守玉门关、阳关、烽燧士官的重要军需仓库，位于疏勒河古道旁的凹地上，视野极为开阔，历经两千多年，虽仅存断垣残壁，但最高处仍有六七米，且可见到风眼，可见当年之气势。

环古城一周，这才注意到城西原来有一大片水泽，远望湛蓝一片，岸边芦苇、红柳、甘草，极高，在风中萧瑟飘摇，因蚊虫极多，到底没能走近前去。

大方城遗址往上，近路有两间房屋，看守者瘦小而热情，邀我们进屋小坐，才知道他姓张，52岁，和妻子在这里看守已经5年了，他似乎说起这里所遇见的各类野物，一年四季的风沙之大——久居城市者几乎无法想象这样的工作。老张的屋门高地上有一株枯死的胡杨木，大概也有千年了吧，呈“丫”形，伸向那座两千多年的汉古城遗址与蓝天白云，这样的意象在老张的眼里不知是否会成为一种定格——这样的看守工作当然是寂寞单调的，然而其实也是诗意的。

在古诗词中有着赫赫声名的“玉门关”距大方盘城并不远，开车不过十多分钟即到。

原来相对于大方盘城，玉门关亦称小方盘城。这是一座耸立戈壁滩的四方形小城堡，遍布沙棘，附近有瞭望台，登台举目四眺，四周皆是茫茫戈壁，遥想当年进出此关的商旅驼队，寂寞戍守的将士，自然不能免俗地想起王之涣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此诗实在是千古妙作，汉语之美，即便相隔万里，历经千年，读之仍让人起一种苍凉悲壮之情。

玉门关往西八十公里是敦煌雅丹地质公园，此处已近新疆罗布泊——这是一处极奇特的地貌，亿万年前其实是深湖之底，沧海桑田，湖水干涸，水底露出，而在沙漠千万年飘忽不定的狂风下，水底终至成为种种不规则的背鳍形垄脊和宽浅沟槽，此即维语中的雅丹（陡峭的土丘），一座座土丘峰峦突兀耸立，或似古城堡、庙宇、动物，甚至现代的舰队。

几个人后来索性躺于沙上，身下是一望无垠的温热沙砾，细观竟作五彩，所谓一沙一世界；仰望蓝天，那种透明的蓝色似乎在不断放大，扩展，让你随之进入浩渺之境。

而雅丹之外，斜阳一片，苍莽万顷。

太白诗有“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到此处，不时起洪荒太古之想，仿佛我们所躺的是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星球。

归程时，过玉门关，于路边小停片刻，天已全黑，仰头观天，满天繁星，清晰似可手触，一时有些恍惚，几不知今昔何年。

世事变幻，敦煌那些壁画积淀着历史的烟云与人事，成为层层相递的痕印，所有的一切或都将会为流沙所掩，或都将成为长河一瞬，然而似乎仍有一种永恒之境，感动感化激励着一代代的行路人与守望者，走向敦煌，礼敬敦煌，保护敦煌，传播敦煌。敦煌的意义也决不仅仅在于守望，其背后更在于一种对自由与永恒之境的探求。

四

“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这首诗是唐代张籍所作，到底是苏州人，边塞诗中居然全无建功立业、剑驽拔张之意，却一派清新淡远，且似乎听得到隐隐约约、持续不断的驼铃声，诗中所提的“安西”当概指西域，“安西”二字因安西都护府的地域之广在唐诗中自然是个显赫的地名，而这一地名直到八九年前，仍被今敦煌瓜州县使用。

车出敦煌，往东即是昔日的安西县，一百八十里外，即是莫高窟的姊妹窟——安西榆林窟。

前往榆林窟的路途

榆林窟亦称万佛峡，为敦煌研究院垂直管理。与去玉门、阳关的路相比，去榆林窟的路显然更加遥远，路况亦不尽如人意，最初仍是茫茫戈壁，然而这样的单调在一小时左右却全然改观——甫进入瓜州县境，不知什么时候眼前已是一望红林，虽是春末夏初，却如秋霜微染。

这是当地极负盛名的红柳林，就着一望无际的戈壁或光光秃秃的远山，以及高远辽阔的蓝天，层次分明若油画，而若以水墨绘写，几无办法。

柳林中偶见骆驼，遗憾的是不过三五只，散处于戈壁滩中的红柳林，悠闲踱步，偶然抬头，见人而不避——当然并无张籍诗中所说的无数铃声。

也有羊群，见车过，在头羊带领下辄一溜奔跑，激起一片尘土，看看似无危险，遂又立定，回头张望，复闲闲找寻食物——其实沙地上是看不到绿草的，这些羊的主食未知是否红柳叶？

莫高窟宕泉河之上的胡杨与舍利塔

又穿过一处乱峰突兀的山脉，山并不算高，然而石骨尽露，赭黑相间，几乎寸草不生，阳光下岩层扎人眼目，随后是连绵不断的低矮土丘，一条湍急而浑浊的溪流隐隐可现……弯进一处峡谷，溪流渐窄渐小，而沟峡却渐渐开阔起来，断崖之上可见烽燧，复拐过一个弯，则已是一片绿洲——峡两边树林苍茂，多榆树，两侧断崖壁立，可见栈道，散布着一个个石窟，下有急湍，清响不绝——这就是因河岸榆树成林而得名的榆林窟，绵延不过千米，此处洞窟均沿峡谷而开凿，乍看颇稀疏，不似莫高窟洞窟的多而密。

地处敦煌瓜州县的榆林窟 杜建君 图

车到峡底，榆林窟文物管理所的几间房子简易而朴素，屋后即是湍流，夹带泥沙，黄而浑，榆树皆健旺，榆钱串串累累，弯曲着伸向蓝天。

榆林窟并无游人，听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介绍，因路途遥远，即便是旅游旺季，游人并不多，倒是文化人员与美术专业学生来此较多。

榆林窟分东崖和西崖，两崖相距不过百米左右，东崖洞窟分上下两层（上层20窟，下层11窟），可参观，西崖仅一层，共11窟，并未开放，洞窟开凿的最早年代是初唐，主要是宋、西夏、元等代洞窟，以壁画为主，彩塑原作所剩无几。

先看的是榆林窟三号窟，此窟开凿于西夏中晚期，布局则显密混合，包括藏密与汉密，初见之下，与莫高窟相比，似并无让人激动之处，其中五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像并未绘出观音千手，而是绘出很多器物来代表观音的手。其中“牛耕手、冶铁手、酿酒手”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生产与生活场景，小而生动。

回过头来，当导览介绍西壁南北两侧的壁画《文殊经变》与《普贤经变》时，则瞬间让人为之目眩而叹为观止了——这居然与莫高窟常见的壁画风格全然不同，而纯以中国画水墨绘就，既可见出宋代山水风貌，亦可见出元代线描风格，文殊渡海神情安详，菩萨罗汉神态各异，婴儿托莲花缥缥缈缈。顶上五台山群峰突兀，烟云飘摇，山水可见淡墨晕染，王诜、马远隐约可见，人物则纯然白描，且折芦描、行云流水描、高古游丝描等技法运用娴熟，当是顾恺之一脉所系。去年自己闲时曾临摹元代张渥《九歌图》，而乍见此作人物，与张渥画作几乎同一师承，只不过线条略逊，即便如此，此作将线条勾描和淡墨着色结合来表现空灵缥缈的佛教画意境无疑是极其罕见的。

此画毫无疑问当是纯粹的中原画师画风。正如谢稚柳先生所言：“自东晋顾恺之而后，画派、宗尚、朝代虽有南北之分，而绘画风气的趋向，却并不受地域的阻隔。”或许可以说，即便只观此一壁画，榆林窟之行也算不虚此行。

另一侧的《普贤经变》中，普贤菩萨衣袂飘拂，若有仙风，身后则奇峰突起，山下流水潺潺。

榆林窟西夏壁画普贤经变图中的唐僧取经图

此作尤可惊奇者则在于激流滚滚的海边出现了孙悟空伴随唐僧玄奘取经图；玄奘头部环绕灵光，衣着朴素，下身襦裤，外套短袈裟，足蹬麻鞋，双手合十礼拜普贤，而一猴面行者与白马紧随身后，马背上有莲花佛经，据说这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玄奘取经图，而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玄奘取经图则在扬州，欧阳修《于役志》载：“（扬州）寿宁寺。寺甚宏壮，画壁尤妙。问老僧，云：‘周世宗入扬州时以为行宫，尽朽漫之。’惟经藏院画玄奘取经一壁独在，尤为绝笔，叹息久之。”此记也可见出彼时唐宋时期东南一带壁画其实并不让于敦煌，惟地处繁华之地，战乱频仍，终于毁之复毁之，以至于现今早已不存任何遗迹。

就像我喜爱的五代杨凝式，其书作多作于洛阳寺院壁间，北宋时尚可见得一二，而如今早一无所存；顾恺之最有名的壁画——金陵瓦官寺之维摩诘壁画千百年来只是耳闻而已……所有这些，让人不得不如欧阳修一般叹息久之了。

 

榆林窟西夏壁画《水月观音》，右下可见唐僧取经图

与第三窟唐僧取经图颇堪对比的是，同为西夏中晚期的榆林第二窟水月观音壁画下亦有唐僧取经图。此窟之水月观音久负盛名，一如白居易诗中所记：“净绿水上，虚白光中，一睹其下，万缘皆空……”北壁所绘水月观音有胡须，身披绿衣，珠宝为饰，璎珞垂胸，让人想起唐仕女画的雍容华贵。观音月色朦胧中静坐在宝座上，观音头部的灵光圈外罩光环，如月澄澈，表里透明，右侧中间善财童子腾云朝拜，右下角则是唐僧取经图，玄奘双手合十面向观音隔水朝拜，猴面行者右手遮额，左手牵枣红马，与第三窟略有不同。整个画面多用淡雅的石青、石绿等表现，一片幽静。

其后是榆林第25窟，主室四壁均保存唐代原貌。正壁八大菩萨曼荼罗，居中为卢舍那佛，着菩萨装束。八大菩萨现存文殊、弥勒、地藏、虚空藏四尊，线条尤其圆润劲健，读之而生庄严之心。观无量寿经变中的乐舞场面尤其动人，舞伎挥臂击鼓，踏脚而舞，两侧或弹琵琶，或吹笙弄笛……左壁的弥勒经变除主体部分外，描绘弥勒世界的道路平整、人寿绵长、一种七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等，俱极生动，如老人入墓时妻妾友神态刻画的对比颇生动。

此窟为张大千极力推崇，多次临摹，可惜有玻璃隔柜，不能近距离细观，然而对比原作的深沉博大，回味张大千所摹菩萨像，方知其病在于过于追求表面之艳丽，而缺少一种真正的博大内心，大千的一生确乎是热闹的，也是聪明的，比如敦煌面壁，一方面确实是为唐代艺术所折服，然而与在敦煌守得寂寞数十年的无名者相比，其功利之心则一眼可见……撇开那些破坏壁画的传闻不说，当时甘肃省主席曾要敦煌县长转告张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不是没有缘由的。

再以榆林窟而言，大千所留部分墨迹亦颇豪放，有的直有乾隆题古画之风，如第16窟主室甬道五代时的曹议金夫人供养像与侍女像之间，直接以浓墨大书“辛巳十月二十二日蜀郡张大千临写一周题记”，四周且画上边框，其醒目程度远超原作榜题，硬生生破坏了画作之美，其豪放霸道让人目瞪口呆！

张大千从敦煌返回后题《仿唐人仕女》轴曾云：“敦煌归后，其运笔及衣饰并效唐人，非时贤所能梦见也。”颇有洋洋自得之意，然而有此霸道的题记在，大千目力所及恐怕也仅仅在于运笔与衣饰吧！至于真正的艺术精神，恐怕则非其所求了。

与榆林窟的宋所长以及文物工作者等交流，聊起榆林窟的保护，他们说环境艰苦倒是其次，石窟保护最大问题缺专业人才，而且文物修复材料的问题也一直困扰他们。

离开榆林窟已是下午，回望榆林急湍，悬崖壁立，想着来去匆匆，浅尝辄止，有负满壁丹青，真是奈何。

五

从榆林窟继续东行，渐次经过戈壁、荒原，尽皆渺无人烟，大漠深处，却余孤城一座——此即古瓜州的锁阳古城遗址。

这是一片巨大的遗址，建于隋唐时期，俗传唐初名将薛仁贵征西时的“兵困锁阳城”即在此处。其后一直作为唐代河西重镇——瓜州的军事、政治中心，锁阳城遗址包括内城与外城，西夏灭亡后即废弃，但城郭与城墙之上的古塔、炮台等仍清清晰可辨。时当春夏之季，芨芨草、骆驼草等尚未返绿，一片枯黄，登上古城四望，戈壁浩漫无际，祁连山白雪皑皑；脚下孤城一座，上面黄草飘摇，想唐人笔下的“大漠横万里，萧条绝人烟。孤城当瀚海，落日照祁连”居然字字算是写实。

古城之东有塔儿寺遗址，玄奘赴印度取经路过瓜州时，据《大唐西域记》载曾在塔尔寺驻留讲经。换言之，我们脚下的土路其实曾是玄奘行经之处，因为刚刚读过壁画经过神化的玄奘，复行走其故道，这种感觉实在不无神圣处。

返程时在古城之下的灌木丛中忽然发现两株刚刚从地下冒出的锁阳，不过拇指大小，身披泥土，鳞片叶呈紫红色，层层环生如圆锥，一种新生的探头探脑的感觉，让我想起“愣头青”三字。此物是第一次见，导游说是寄生于其他植物，地下根茎极长。传说是薛仁贵被困此城时发现此物，命将士挖出充饥，一直坚持到援兵到来，后遂将古城命名为锁阳城。

锁阳也算是一种中药，而犹以此城出产最为名贵。这莫名其妙让自己想起西游记中的人参果。西域方物极多，不经此处，真不知其神奇与趣味处。

回程时回望夕阳中的锁阳古城，略诌了一些歪句，聊作记游。

抵敦煌后在敦煌夜市看到不少晒干的锁阳，到底没买，意外的是在一家古玩店一堆残简中居然觅得一枚汉代残简，上有“回复”二字，古朴而飘逸，真是欣喜莫名。

晚上从敦煌山庄移住莫高窟宕泉河畔的莫高山庄，整顿好行李，月色颇好，出门踱步，阒无一人，王圆箓道士的舍利塔近在眼前，三危山、鸣沙山仰头可见，从王道士塔到近在咫尺的千佛洞，想起敦煌文献的流散，复想起《山海经》所记的“三危之山”，以及张骞、玄奘法师、斯坦因、张大千、常书鸿……纷至沓来的敦煌人物，再想到即将拥挤而来的游客，敦煌的数字化工程，一时竟有一种梦幻之感。

六

次日与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进行了近三小时的对话。老太太刚刚从院长职位上退下不久，依然瘦小，走起路来似乎轻飘飘的，然而真正聊起来才感受到她瘦弱身躯里包含的精神力量，她讲话时的手势，果断干净，中气十足，她说她退休后将全身心地投入《莫高窟考古报告》，“五十多年前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到敦煌最早的任务就是做《考古报告》。结果来了这么多年，一直没做成。退休了，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现在才出版了第一卷，这事几辈子可能都做不完啊！”

她说起敦煌数字化的背景，“从长远看，敦煌遗迹最终是要消失的。”这话扯长了实在是一个终极的话题，因为其实所有的终将消逝，然而，无论如何，总有一种精神将会长存的。从这一角度而言，消逝其实也可以平常心对待之，就像敦煌第158号窟那尊伟大的巨型卧佛塑像面对涅槃时的神情。

访谈结束，老太太满心欢喜地带我们去看了敦煌研究院一个不知名角落的“青春”雕塑，这是当年樊锦诗背着铺盖来敦煌报到时，雕塑家孙纪元以她的形象为蓝本创作的，可见彼时樊锦诗那股打动人心的精气神——齐耳短发、身背帆布包，手拿草帽，大踏步前进的那位少女被时光凝固于汉白玉雕塑之中，而半个多世纪前那位一身朝气的小姑娘如今已满头白发，老太太摸着雕塑，笑得灿若梨花：“让我摸摸我的青春。”

一瞬间，恍若回到从前，没法不让人有些感动。

下午登千佛洞之上的鸣沙山，观高立式栅栏阻沙带、草方格沙障固沙带治沙以及以色列喷水管道的布置等。沙害在王道士时代对莫高窟而言即是大事，到1940年代，莫高窟的石窟最底层大部分埋在沙中，而从二十多前，敦煌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敦煌研究院及美国盖蒂保护所共同合作，推出一系列防风沙措施，设置了尼龙网防沙栅栏、植物固沙带等，使吹向莫高窟的黄沙减少了八成以上。我们到鸣沙山顶时，沙地上培植的植物不过半人高，虽不多，风中看来轻灵而飘扬，如飞天般飘落在大片大片的沙漠方格间。

在回敦煌研究院与部分壁画研究者与修复者访谈后，晚上应约与敦煌研究院新任院长王旭东先生对话。他代表敦煌研究院当天与法国国家图书馆签订了法国藏敦煌文献的合作使用协议，满面喜色的王旭东送别法国客人到山庄已近晚上十点，原本是在莫高山庄的茶室，看着外面的清风明月，他说起第一次到莫高窟的感觉：“居然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这个地方这么安静！月亮又好！”这样的话在月下听来实在动人，于是对话自然搬到了月下，莫高窟下，宕泉河畔，几杯茶，一轮月，一直聊至零点以后，送别时，空气澄澈，地上树影纵横，如水荇交错，千佛洞就在身后，几乎有些不太真实，想到东坡的《承天寺夜游》，“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与之颇有相类处，只不知我们这样的月下夜话到底是忙人还是闲人？或者就是忙里偷闲者吧。

而这样的忙里偷闲于次晨简直就是诗意了：七点不到，天色刚露出鱼肚白，遂起床，过王道士塔，可见宕泉——唐人记载此处曾是：“前流长河，波映重阁。风鸣道树，每韵苦空之声；露滴禅池，更澄清净之趣。”而今，这一著名的长河其实现在只余一条小溪，平静而悠然，在沙地中淙淙而流，溪边可见骆驼草，映着晨曦看来，仿佛霞光中扭动的钢丝。

登山而观，莫高窟诸窟与九层楼掩映于绿树丛中，宕泉河在大漠中只余一痕白线，沙山之上可见几座舍利塔，与一株孤独的胡杨木相对，那胡杨木中部有几茎枯枝，迎风欲舞，恍若飞天腾空时飘扬的衣袂，映着朝霞看来，几有金光。

于沙山写生数纸，复下山，向九层楼走去，晨曦中的莫高窟似有一种圣境在，风铃声时起，悠远而让人起清净之心。

白杨树道间，可见保安骑车牵犬而行。

又有鸟鸣树间，一片生机；什么地方的树隙草丛间，不知是蛤蟆，还是别的什么，叫几声，停几声：“咕咕咕——咕！”

一切竟莫名惹人而起一种乡思。

七

按照事先的安排，其后参观部分莫高窟特窟，进窟前接到上海画界一朋友因得知自己在敦煌而发的短信：“敦煌323号窟有画为西晋时发生在上海黄浦江入海口的佛缘事，可能也是敦煌壁画中惟一与上海有关的题材，你看到否？”且随后发来一张船行于山水之间的壁画图像。

回答他两个字：“还没”。

然而颇为惊奇的是其后导览打开的第一个特窟居然正是323号窟，这是初唐时期开凿的代表洞窟之一，也是主要描绘佛缘感应史迹的壁画。同行者李天扬亦遇奇事，他之前念念不忘多年前游莫高窟所见的男导游，赞之叹之，怀念不已，孰知当天与安排的导游见面时，却发现正是多年前带他游莫高窟的那位导游。敦煌数百位导游，如此巧合，恐怕要归之于缘分了。

于323窟先观北壁的《张骞出使西域》壁画，又观组合式佛教感应史迹画，一抬眼，果然于北壁右侧上部赫然见到船行山水间的壁画——这是描绘西晋年间渔夫在今上海吴淞口遥见石佛漂游水上，后僧人与佛教徒沐浴后到沪渎口唱赞，石佛遂浮江而至，众人以船迎接，船载佛像入寺。与朋友刚刚所发短信图片相合。

告之发短信的朋友，已观323号窟吴淞口佛迹事，对方回复曰：“佛缘真无处不在。”

其后观427号隋窟、428号五代至北周时窟、275号北凉特窟、254号北魏特窟、217窟盛唐窟等，如入宝山，不能尽记。

莫高窟第427窟的隋代彩塑（局部）

有些遗憾的是高尔泰先生最推崇的西魏285窟未能拜观，没能一睹那直以粉壁为天地，星汉奔流、云气飞扬，伏羲女娲与佛教诸神奔腾天空的圣境。

217窟盛唐窟可见唐代时的青绿山水，而近窟门处则可见民国十一年（1922年）敦煌当地政府安置白俄逃亡者五百多人到莫高窟居住，因生火做饭而导致法华经变和观无量经变大面积熏黑。

275号特窟是北凉三窟之一，正壁中央塑弥勒佛，交脚而坐，戴三珠宝冠，形象极美。可见健驼罗风格的影响。

427号窟为隋塑，大门系北宋年代，直棂窗。有完好的前室和主室，前室顶梁有“宋代乾德八年”的墨迹。主室塑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两侧菩萨尤其让自己流连，虽然身材比例的匀称上不及唐代，然而其长处或正在于此，塑像面容均恬静若少女，有一种静穆之美，而衣纹流动处则又灵动潇洒——此一风格未知是否北齐遗韵，隐隐似有江左士人风流在。

其后复观国立敦煌研究所旧址，有常书鸿办公室故居，门前老榆，粗可合抱，约两三百年。里面三间，设施俱极简陋。此外，尚有段文杰等的旧居，张大千故居的石灰墙上隐隐可见墨竹一枝，且可见题识。

想起此前一天黄昏登三危山与常书鸿等敦煌先贤墓不期而遇的情景：山体流沙松软欲塌，并不高，登上高坡，可见夕阳，心胸顿时为之一阔，远处三危山裸露的岩石呈现出一片薄暮时的深紫与银红，一回头，却见几处墓地，供有白菊黄菊等，原来是常书鸿、段文杰等先贤的墓，坐东向西，遥遥正对着莫高窟——因为历史的播弄，这些敦煌人或如飘蓬或因个人因素扎根于此，其人未必一定高大，其间亦也不乏恩怨，然而不管如何，他们与现在的敦煌人所共有的却都是一种对敦煌与中国文化的虔诚，更有一种因慨叹敦煌“学术之伤心史”而寄托的“愤慨之思”。

世事变幻，敦煌那些壁画积淀着历史的烟云与人事，成为层层相递的痕印，所有的一切或都将会为流沙所掩，或都将成为长河一瞬，然而似乎仍有一种永恒之境，感动感化激励着一代代的行路者与守望者，走向敦煌，礼敬敦煌，保护敦煌，传播敦煌。

或者说，敦煌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守望，其背后更是一种对自由与永恒之境的探求。

来源：艺术评论  作者：顾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