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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剧本纠纷很多，编剧维权事件接二连三，张雅文关于《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侵权诉讼；麦家关于《暗算》署名权的诉讼；电视剧《牟氏庄园》女编剧王伊因向剧组讨薪而遭制片方人身安全威胁的事件；台湾作家琼瑶诉内地编剧于正抄袭案；乐视影业与光线影业、小说《何以笙箫默》作者顾漫的电影改编权版权纠纷；电视剧《姥爷的抗战》、《我姥爷1945》及编剧鲍光满的版权纠纷；编剧李亚玲与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陈思成剧本纠纷；电影《霸王别姬》编剧芦苇、李碧华版权纠纷；《北平无战事》编剧署名权纠纷案等，这些关于版权的博弈问题到底出在哪？

         编剧行业不规范，相关法律不完善

         王兴东（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说，编剧是原创剧本的著作权人，掌握着“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持作品完整权、取得报酬权、许可摄制权、改编权、广播权、网络传播权、汇编权、翻译权、荣誉权、继承权”等14项权利，在影视条款中，法律特别规定了剧本“享有单独行使其著作权利”。目前国内编剧的权利受损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侵犯署名权，把编剧的名字安排在字幕后部等不显著位置；未经原作者同意，随意在“编剧”中加入他人名字；由于导演掌握后期制作，将作品署名为“某某导演作品”，有意放大导演作用；在影视剧中看不到编剧的署名等。侵犯荣誉权，综合评奖有意不给编剧申报奖项，故意压制编剧。侵犯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某些导演不经编剧同意随意篡改剧本情节，本末倒置、歪曲主题、颠倒主人公、增加不必要角色等，严重损害和影响原作的完整性。

        有专家指出，剧本版权是诞生影视版权的源生权利，在影视产业进入版权经济时代，剧本是第一轮参与版权竞争的。凡是影视产业发达的国家对编剧的权益均设有严格的法律保障。美国编剧曾于2007年举行大罢工，希望取得互联网、手机内容版权分成的权利，最后他们成功获得了2.5%网络发行权的分成。但是，中国的编剧连首次许可使用报酬都无法得到保证，谈及在网络、手机上的权益分成，那是遥远的期待。

         影视公司“拿来”剧本引发争议

         影视产业发展至今，有一部分公司单纯追求数量，忽视剧本质量，导致这类公司对于创新的需求减弱，影视产业逐渐走向快餐化、商业化。还有一些公司在审稿及编剧时未能规范操作，对他人享有版权的作品，采取“拿来主义”，在主观上剽窃他人的劳动成果，造成了侵权。由于抄袭剧本而导致影视剧无法按期播映，将会严重损害影视剧的票房，风险巨大，制片公司应慎重审查剧本的版权情况。而且，部分传统的影视机构自己生产剧本（编剧）自己消费剧本（拍摄），即便有交易也是通过圈子里的人际关系“私相授受”。这种交易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大牌编剧获得了超值价格，绝大多数年轻编剧的作品价值被低估，形成了编剧行业的“二八效应”。

        在影视剧的整体构思上，部分公司并不是进行创新，而是模仿国外的一些影视剧，在剧情上高度相似，包括剧照都模仿他人的创意，这种现象值得反思。虽然《著作权法》并不保护思想，只对表达方式进行保护，但是随着社会的整体发展，创新成为文化产业的制高点，一味地模仿无疑会在竞争的大潮中逐步落后。

      “规范之路”任重道远，市场有无出路

        市场面临的现状，并非只是立法缺陷所致，编剧要多运用现有法律法规，以严谨的合同来进行事前风险防范，以坚决的行动来进行事后的维权。影视公司在剧本创作环节必须严格把关，以降低影视剧拍摄的法律风险。在互联网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影视文学版权拍卖大会”为影视行业搭建了多渠道供需平台，为编剧与影视机构搭建了一个有效的桥梁，并促进新型“剧本交易市场”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