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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敦煌考察之前的1935年，张大千以壁画之法绘制了《天女散花》，他在画上的题诗中有“画中非幻亦非真”之句，以示画中“并非虚幻，亦非真”的天女。跋中亦言道：“偶听流莺偶结邻，偶从禅榻许相亲。偶然一忘维摩疾，散尽天花不着身”，此中对池春红的眷恋之情可见一斑。当年他从日本占领下的北平逃到四川可谓九死一生，随行之物能扔则扔，但这件《天女散花》却始终不离须臾。

 

 

说起张大千与池春红的这段跨国恋情，还得回到1927年的朝鲜日治时期。当时仅二十九岁就已在中国画坛享有盛名的张大千，由日籍老友江藤涛雄引导到朝鲜游览，受到日本某大商社的隆重接待，在旅社住了好几个月，大千画兴大发，在旅社布置画案，每天游罢归来，即伏案作画。

 

 

江藤为大千雇来一位原为艺妓的朝鲜少女伺候笔砚，大千为她取名春红。据大千多年后描述：春红楚楚可人，而且心思灵巧，两人语言不通，但春红善解人意，相处不久，双方竟都动了真情。在异国少女的爱情滋润下，大千创作欲旺盛，这段期间，为春红作了不少诗与画。多情种子张大千和情窦初开的春红，朝夕相处，缱绻缠绵，难舍难分。不觉已过了三个多月，岁暮必须返国了。大千实在舍不得离开春红，竟然有了「纳宠」的念头。（此时，大千在国内已有两位夫人，大夫人曾庆蓉，二夫人黄凝素。）

 

一天，他带了春红，到朝鲜京城街头一家照相馆，两人拍了一张合照。大千动笔写了两首“陈情诗”，连同合影照片一起寄回国内给他的二夫人黄凝素，试探夫人能否同意他异域纳宠。这两首诗写的十分坦率，真情流露，是大千两首很得意的早年诗作。“陈情诗”寄出之后，碰了钉子，黄夫人不但不同意大千纳宠，还转来曾太夫人严命大千即时返家的讯息。大千事母至孝，不敢违母命，遂匆匆整装回国了。

 

痴情的春红在大千与江藤离去之时，山盟海誓要等待大千回来。大千十分不忍，留下很大一笔钱给她，让她在京城开了一家汉药店，以维生计。春红是一位痴情女子，大千离开后，春红不再做“伎生”了。用大千留下的钱，开了药材店，等着大千再来相聚。如此痴痴等了一年，春红听说大千到了东京，连忙用日文写了一封情意缠绵的长函，寄给江藤，托其转交给张大千。当时，张大千正因重感冒，卧病在东京银座闹区京桥的中岛医院里，阅信后，感动万分，遂在病榻前以中国古体诗长句格式，把春红的情诗翻译出来，名之为“春娘曲”，借以抒发对春红的无限相思。

 

 

大千病愈后，即由江藤陪同，去朝鲜看望春红。以后，大千和春红一直保持联络，大千并曾去探望过好几次，就在他们这一场热恋的岁月当中，1934年六月大千到北平昆明湖避暑，思念远在北国的春红，写下“偶听流莺偶结邻，偶从禅榻许相亲。”之诗句。来年，大千在大风堂绘制了这幅《天女散花》，又将年前所作诗句题于画上。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大千和春红断了音讯，战争期间大千回家乡成都避难，想到阔别七年的春红，思念不已，取出这一幅以春红容貌为蓝本的《天女散花》，引起了他的无限相思，无限感怀，又在画的裱绫上添上一首诗，表达眷恋之情。及至二战结束，大千和日本老友江藤联络上了，江藤告诉他，春红在战争期间已因故过世。大千得悉春红噩耗，悲痛万分，立刻亲笔写了“池凤君之墓”的一纸碑文，给江藤带去韩国，为春红修坟立碑。大千也说过，希望有机会能到韩国悼念春红。

 

 

他的这个心愿，在三十多年后，终于实现了。1978年，大千应邀到汉城（首尔）画展，轰动一时，春红的兄长从报上获知大千的消息，特地到大千夫妇下榻的旅社求见，大千执意去春红坟前上香致祭，遂由春红兄长带路，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

 

文字：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