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ysj.tv为首页 |

　　导语：中国电影在硬件上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仅次于美国的银幕数以及2015年超过440亿的票房似乎在为这个时代做着印证。然而，刚刚过去的国产保护月对于观影者来说，却是无片可看的一个月。著名编剧家芦苇对于中国电影的这种现状给出了一个比喻，那就是猪吃食，只有数量，没有质量。越来越多的仅仅为资本所驱动被制造出来的烂片充斥市场，破坏了整个电影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让观众吃坏了胃口，如此下去，中国电影遭遇颓势或许并不会太久。

　　此次上海笔歌影视邀请到著名编剧芦苇、史建全，以编剧教练形式在北京行宫酒店举办讲座，二人将从多年创作经验出发，与大家共同探讨如何写好剧本，以及如何在中国电影当下的困局中突围。

　　芦苇：中国著名剧作家、导演。编剧作品有《霸王别姬》（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等）、《活着》（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纽约及洛杉矶影评人最佳外语片奖）等，与导演王全安合作《图雅的婚事》获得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与法国著名导演让皮埃尔阿诺德合作的《狼图腾》获第三十届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中国电影像猪吃食，只要数量不要质量

　　中国电影的市场兴起，硬件很好，几乎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银幕数仅次于美国，这是很可喜的现象，我们院线起来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影片的文化质量，我们本身的商品质量，在下滑，在跌落，这是很矛盾，很有趣的现象。

　　我觉得跟中国的其他市场有相似之处，中国的商品市场很大，质量不能恭维。我们真正拿得到世界上能够引以为豪的名牌产品，是少之又少。我们提供了全世界很大比例的轻工业产品的数量，但是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真正有质量的品牌，不是我们，你比如法国的服装，意大利的家具。我们跟人家相距甚远。

　　人是一代一代的，影片也是一代一代的，但是影片质量的保证，是个永恒的话题。

　　我记得过去黄永玉先生曾经画了一副漫画，画的是个猪在吃食，吃的很欢，标题是：我只要数量，不要质量。我们的中国电影和这个情形蛮相像，这个现象很尴尬。国内的消费者有两重性，他第一方面比较被动，你喂他什么他只好吃什么，但是第二方面，随着电影开放政策，国外商业大片涌进来把他们的胃口又被调高了。所以去看国产片只有垃圾可吃，另一方面他们又品味出来了国外商业大片吸引人的地方，上瘾了，于是他们就处于很尴尬的局面，很想看中国电影，但又缺少国外商业大片的吸引力。

　　观众买票进电影院有两重目的：第一个，他要休息他要娱乐；第二个，他要寻求心灵上的交流。我们现在影视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只能满足观众的一种需求，把观众简单化了，忽略了他们心灵和精神层面的追求和需要，都急于去挣钱，我赶紧喂你们，你们赶紧给我掏钱！就是这种心态了，这是不行的。我们失去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场所和武器。这样的话我们电影的功能就只剩下了一个，就是所谓的娱乐功能了。这也是造成目前中国电影业的不正常的病态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能平等和观众在一起进行交流、在交流中得到一种享受，在相互的理解和欣赏中间得到一种享受，这是最正常的。反之，我们抱着一种去喂观众的心态，喂宝宝的心态，这个是不太健康，也不太正常的。

　　我觉得年轻人进电影院成了习惯了，这是个好事，可喜的。但是让我担忧的是产品质量和食品质量都有点毒性，有的硬性毒品，有的软性毒品。比如说《小时代》这样的软性毒品，会让你中毒的，会上瘾，会让你有非常病态的需求。我觉得观众渴望精品，他们渴望感动，渴望好的影片，但是没有，很少。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提供不出来有质量的影片。或者我们甚至提供的是软性毒品。这个结局会很不幸，也很不妙。说句不好听的，误人误己。

　　类型片缺失，环境让人只能去投资屎尿屁

　　从剧作来讲，电影类型太少是最大的问题。我们中国的电影类型越来越少了。我们现在只有商业片，几乎没有生活片，也没有艺术片，或者说极少，凤毛菱角。投资公司也罢，管理部门也罢，市场也罢，似乎对这个问题都熟视无睹。要不然不会发展成这个样子，票房在猛增，口碑下滑。

　　有方方面面的缺失，我们缺失正剧，悲剧，喜剧，我们都缺失，我们有伪喜剧，搞笑搞闹的，不是喜剧。这些电影都是继承了香港的港式喜剧的脉络，我们拿过来用了。港式喜剧是特定的类型，有些人搞他们说屎尿屁，实际是闹剧，不是喜剧。

　　港式喜剧中今年《美人鱼》保持了周星驰一贯的水准，他的水准不低的，他的这个类型比较成熟。他的片子的类型喜剧因素大于其他片子，成色比较充分，料很足，他的喜剧和港式闹剧结合得很好。他这个现象，品牌仅此一家，他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力巨大的。创造票房奇迹。周星驰式的类型很成熟。

　　但是国内这个影片的环境不正常，拍严肃，认真的，悲剧正剧，风险大，那只好投屎尿屁，它风险小。什么类型受追捧和环境有关系，正剧悲剧等等，审查制度太严，对于投资者风险太大，他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其实有很多投资者很愿意拍很有质量的正剧，悲剧，传奇，正喜剧，悲喜剧。但是不许他们拍，所以他们只好去搞品位不高的东西，低级趣味的东西，他们总要生产，总要生存。

　　我们影视环境很不正常在于，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生产这样的好产品，而是不让你生产。咱们再举个例子，《活着》这个电影在海内外有着相当数量的观众的，口碑也很好。但是他在国内是个禁片，不允许你上院线，不允许你公映。这就是释放一个信号，哦，我们拍严肃的，拍认真的，拍带有悲剧和正剧性质的电影，我们的投资风险太大，那我们就不投了，既然风险大啊。我们就去投屎尿屁，因为他投资风险小。这样的话，中国电影在海外的文化口碑特别差。

　　我觉得作为影视公司来讲，他们自有他们的生存之道。他们的生存之道自有他们的选择。他们的选择对与不对，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有经济效益与否，只能看结果。我不评价他们，我也觉得我不了解他们，没法评价他们。我只是觉得他们是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这是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他们没法战胜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实际上是战胜市场，不要当市场的奴隶。比如说有些经典电影有时候和票房是密切相关的。《霸王别姬》当时赚了多少钱啊，当时4块钱一张票我们挣了四千五百万，放到今天你算算，那不得十几个亿了。

　　中外合拍片，关键是要找到自己的价值观

　　中外合拍片是大势所趋，中国由封闭到开放，跟外方合作的时候碰到很多问题，这也是正常的。我和国外导演合作的有两部：一部《狼图腾》，另一部是正在做的汉代大将李陵的故事，剧本已经完成了，今年在定拍摄。

　　和国外团体合作时候，作为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问题。外方的导演、制片人，在价值观上不会出现问题——他们很正常，而且很健康。所谓健康，就是他们不会跑偏，举个例子，《小时代》这样的电影，制作还是可以的，但是价值观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价值观的问题是电影和任何一种文化产品的基本骨骼、基本框架，这个不能出问题，令我比较感叹的是，和中国有的制片人、编导合作，有的有价值观混乱的问题，迷茫而糊涂，这让人很无语——展现在大银幕上就一清二楚了，举个例子，《道士下山》，主题是什么我至今没搞明白，你想通过故事说明一个什么道理，什么主题？我认为没有，也就是没有脊梁骨，它是软体动物。

　　合拍片我们实际上都是在利用国外合作者的市场和他们宣传、发行来盈利，其实国外给我们掏钱拍的合拍片几乎没有，就是确实给你投资了的很少。他们还是对中国电影的品质存在着一种观望的和一种实用主义的一种态度。换句话说，他并不喜欢你这个电影的品质，只喜欢你电影的市场。他要利用的也是你的这个市场的盈利空间。所以现在随着我们票房的飙升，我们的硬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影片发行市场，但是对于电影的文化表达这一块，我们的话语权是越来越弱。包括现在进口的电影都在宣传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价值观，就是美国式的主流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几乎没有什么市场，我们自己都不大接受它了，你要拍个雷锋题材的电影，例如最近那部拍雷锋的新电影，是夜间上场的，票房是零啊，没人看。雷锋电影拍多少部了，十余部了，有了吧？这个很反讽。

　　国外的团队，比如《狼图腾》让阿诺的团队是非常专业的，我和导演讨论剧本的时候，感到很顺畅，很愉快。

　　这当然有一个相互了解和相互磨合的过程，我和让阿诺长谈了有三次，最长的一次我们谈了一个礼拜。第一稿出来的时候，我们详尽地讨论了每一场戏，对法国人的理解力，我非常赞赏。他们有些不太懂的地方，一点就透，领会力很好，这个不是他们做功课，而是他们素养好。他们至少价值观很清晰，从这个里面要什么价值目标，很清楚。

　　对于文化差异上，差距肯定有，比如《狼图腾》的时代背景是文革，你让一个外国人去很痛切地，带温度的去理解文革，不容易。理性上他们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道理懂。但是你要他们感性地，具体地谈体验，他们不会很确切，会走偏，不是很真切。这方面需要你编剧提供给他，所以这是合作交流的内容。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很热情而主动地去寻求解决方案，很想要了解这个时代的细节，这一点是中国的编导身上很少见的。我觉得中国的导演谈及文革的时候，要么就是退避三舍，要么就不能面对，他们有的很年轻，不愿意去了解，不愿意深入体会。之所以有这种现象，我觉得也是有原因的，他们知道在真正要反映文革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自由的。既然没有这个自由，干脆不谈了，所以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这个既是跟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检查制度有关系，也和我们的民族性有关系。鲁迅说我们是个健忘的民族，这句话说的意味深长。我个人在电影界里，对这句话是深有体会。

　　合拍片我们实际上都是在利用这个国外合作者的市场和他们的这个宣传、发行盈利、发行渠道，都在利用这个。其实国外给我们掏钱拍的合拍片几乎没有，就是确实给你投资了的很少。还是对中国电影的品质啊是存着一种观望的和一种实用主义的一种态度。这个很有意思。换句话来说，他并不喜欢你这个电影的品质，他喜欢你的电影的市场。他要利用的也是你的这个市场和市场盈利、市场空间，这个是他在看重的。所以现在很多因为随着我们票房的飙升，我们的硬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影片发行市场。所以他们以后来的人会越来越多。但是对于电影的文化表达这一块，我们的话语权是越来越弱。你包括现在他们的他们进口的电影他们都在宣传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价值观，就是美国式的价值观，主流价值观，所谓美国主流价值观，那么我们的价值观几乎没有什么市场，我们自己都不大接受它了，你要拍个雷锋题材的电影，例如最近那部拍雷锋的新电影，是夜间上场的，票房是零啊，夜间，这个我在网络上看到的，票房是零票房，没人看。雷锋电影拍多少部了，十余部了，有了吧？这个很反讽。

　　如果有合拍的机会的话，一个是珍惜这个机会，第二个还是不要忘记自己文化立场的表达，自己文化价值观的信息还是不要缺失掉。不要光想着迎合投合，什么是你需要坚持的，什么东西是有魅力的，什么东西是需要发扬光大的。说穿了，你必须要有所坚持。

　　每个电影人都不能说自己是文化使者（笑），他不负担这个使命。但是呢，你在这个市场里面，你的坚持是什么，你提供电影这个商品，你在这个商品里面要坚持什么，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文化价值，有没有市场价值。

　　从剧作上看，这个时代的雄性激素不见了

　　我对做编剧的态度是，不能太功利，你不能只想，这个能不能拍。拿这个作为一个写作的标准，你自身的质量，你的素质会出现问题。我现在看到很多剧本给我的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这个时代的食品是不是出了问题，好像是雄性激素都不见了。过去的英雄主义，过去的胆识，过去的探险精神，过去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现在都是搞笑，搞闹，穿名牌，泡美妞，买房买车，都成了这个主题。我对这种现象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精神环境不好，可能是我们的食品不好，把我们吃坏了。

　　我只能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参与那些我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制作。我自己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做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当然这种成活率也很低，写三个五个，拍的就一个两个，但是因为这个是自己的选择，自己愿意这么做，我也无怨无悔。

　　像哈金的《等待》情况是写了不让你拍，还能说什么，你只能无语。《白鹿原》是拍了，只不过拍砸了，至少我可以发表评论，我可以说很多话，可以分析，说自己感受。但是说真实的，这个情况造成的原因是环境问题。这个是我们无能为力的，环境根本没有办法。那么问题是这个环境下，我们如何生存，你怎么坚持自我。所以你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如何在这个环境下，你做你愿意做的事情。《等待》就是这个条件下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是我的选择，我写之前我就知道，我写的很多剧本，我都知道在审查上会遇到问题，但是那是我的选择，那是我的一个选择。

　　当然这么说也不太公平，别人会说，你当然可以这么说，你已经是个名编剧了，你当然可以坚持自我了。你哪怕一年写五个不拍呢，别人也会付给你稿费的。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看你的选择了，你也没必要坚持。如果你没有目标的话，你也很难坚持。

　　我觉得在坚持里面它会有智慧的，你要找到自己突围的方向，和突围的方法。这个是需要智慧的，也需要经验，也需要积累，也需要创造性。

　　我们说创作自由是一种理论，其实没有绝对的自由，遇到现实的时候，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束缚，但是作为一个人，你的能力也就在这个时候体现－你怎么样挣脱你自己的束缚，我自己也要挣脱自己的束缚，来坚持我最想表达的东西。每个人道路都不一样，我的例子也不能人人适用。

　　我从事过两个行业，一个是美术，一个是编剧。我觉得这两个行业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愉快，所以我才去做它，要是没有愉快我不会去做它。这两个事都让我感觉到又好玩儿又有意义。这个我觉得就很难得。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过的啊，在某种意义上啊过得蛮愉快的，值了。因为这个选择是你自己选择的，不是别人替你选择的。

　　创作和生产，这个就是一个每个人的选择的问题了。老板的选择是人家是很明确的。那么你作为一个创造者来说，你的选择明确不明确。你为什么来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有的人可能说我要为了吃饭，那这个也是一个答案；有的人说我会感觉到很愉快，那这个也是个价值选择；有的人说它不但给了我饭吃还给了我一份情感的寄托，那何乐而不为呢？这也是个选择。我认为这个选择最好。

　　采访问答部分

　　问：很多有文化底蕴的老一代创作者逐渐老去，新人登上舞台，契合更年轻的观众，但是在作品上经不起推敲，这个您怎么看？

　　答：这和这个时代的风气有关系，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克隆时代。还有社会的环境和氛围，互联网的便利，也造成了很多希望以电脑代替自己创作的一部分人，整体的艺术质量必然下滑。技术的进步，有时候会带来品质的败坏，这只是例子。

　　问：那您怎么看待互联网时代对于电影的影响？

　　答：互联网时代对于电影来讲是喜忧参半的，它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同样大。正面是电影变得不再神秘，不再让一般观众对于影视作品因为不了解而望而却步，因为互联网使得技术世俗化，社会化，使得电影人和影视作品不再神秘，比如现在三五千块钱就可以拍一部自己的作品，你只要有一个摄像机，就可以自己拍，自己剪，这在过去是无法想像的。技术的普及必然带来影视作品新的面貌，这是必然的。负面的影响是，因为门槛的降低，很多人就把电影当作玩了，在以前，电影是玩不起的，你要做的话，就必须把它做成了。

　　问：您批评了《小时代》的价值观，但从美学上您对它的评价是什么？

　　答：价值观一旦出现问题，它的美学观必然崩溃，必然是站不住脚，这个有很多例子。纳粹时代，纳粹的价值观，它有很好的技术，比如施塔芬《意志的胜利》，今天看起来，《意志的胜利》依然会使人感到不安，尽管它的拍摄在美学上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的美学追求和美学风格，但是这部影片从本质上来讲是一部反动影片，它是跟人类的良知和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很多价值观有问题的电影，都讲究包装，《意志的胜利》有包装，《小时代》也有包装，而且包装的很华丽，就跟我们在吃毒药的时候，它的包装是糖。

　　问：国产类型片多样化的突破和难点在哪儿？

　　答：这个问题是市场追求和投资者的方向有关系，当绝大部分投资者都在考虑利润。电影有两个作用，娱乐和文化传承，但是我们现在把文化传承抹掉了。

　　这关键是权力的导向问题，影视环境权力导向问题，权力导向不鼓励深刻有文化品质有价值追问的电影的生产，这样就必然导致电影追求娱乐化，娱乐消费，把电影的思想性抽离了，就剩下一个华丽的躯壳和包装。电影文化很重要，你看《小时代》，在美国票房才五万美元。

　　问：您现在在选择题材上有什么标准？

　　答：我的标准非常简单，心有所动，心有所感，心有所悟，那我就写，如果没有这三项的话，我就不写。

　　问：怎样修炼成您这样的编剧大神？

　　答：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途径。过去有句老话，天生我才必有用，你要发现自己的道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 ，彼此的经验不可代替。我的经验是，第一要热爱电影，第二个要下功夫去研究电影技巧。缺乏热爱是不行的。而什么都可以教，唯独热爱不可以教。我无法教别人如何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