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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座右铭，实际也是民国时文化艺术领域特别是学术界普遍奉行的思想理念。那时，美术界可谓流派纷呈，名家林立，大师辈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民国时期许多名家到了建国后，无论是地位、影响，还是艺术成就的评价已变得面目全非，有的书画家在民国时地位显赫，占尽风光，建国后却一落千丈，销声匿迹;有的书画家在民国时期地位一般、评价不高，甚至作品都无人问津，建国后却是备受推崇、大红大紫。所以，笔者常常扪心自问，难道民国美术评论界、书画家、藏家眼光有问题？最近，笔者通过研读1947年《美术年鉴》，发现该《美术年鉴》为人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值得后人细细品读、回味，特别是对还原一个真实的民国美术界有着积极的意义。

 

1947年，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编印了一本《美术年鉴》(实际发行为1948年，简称《年鉴》)，也是建国前唯一发行的一本《年鉴》，书中图文并茂、内容丰富，资料详实，真实反映了近代特别是民国美术界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此《年鉴》发行后即引发美术界的极大关注。有专家认为，就人类文化史料而言，有其不可抹煞的时代意义，而《年鉴》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已为近年来美术史研究工作者所关注，加上《年鉴》迄今已近70年，当时发行量不多，能完好保存至今的已很少，据悉，不少藏家或是美术爱好者为购买此书可谓煞费苦心、四处奔波，前几年，各地拍卖场上曾有露面，如上海国拍2008年春季，该《年鉴》拍到1.2万元，2015年上海工美也推出过一本，成交价为4600元。总之，现在要觅一本1947年编印发行的《年鉴》实属不易。好在2008年上海社科院用影印方式再版了此书，结果很受读者的欢迎。对这本民国编印的《年鉴》，它的意义可谓不同寻常。

 

 

众所周知，1947年正是社会动荡、两党交战、兵荒马乱之际。当年3月，上海美术界名人虞文、郑午昌、王扆昌、孙雪泥、江寒汀等发起成立了“上海美术茶会”，得到全国美术界的热烈响应，一年之内会员人数由68名猛增到两千，以致有人满之患。美术茶会成立不久，自创刊物《美》，后王扆昌等人倡议编辑1947年《美术年鉴》。这是中国艺术界破天荒的创举。《年鉴》编辑初衷，只是记录1947年的美术动态，作为茶会的纪念性收藏。始料不及的是，应征的文稿画稿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飞来，纷繁的稿件洋洋洒洒达百万言之多，使得《年鉴》编辑规模不得不扩张。为此，编印工作从1947年开始一直到1948年10月出版发行，历时15个月，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美术年鉴。因为是第一部《中国美术年鉴》，所以著录的内容不限于1947年度，亦涵盖了清代中晚期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1736-1911年)和民国元年(1912年)以来的相关美术史料内容，包括著录美术院校和美术社团史111个，记录了近代美术家传略1454篇、美术作品730幅，收录美术论文51篇，以及美术展览活动一览，美术家师承关系一览，文字容量百万字以上，还附有中国画、书法、篆刻、西洋画、雕塑、木刻版画、图案设计等大量美术作品图录，内容相当丰富，文献弥足珍贵。正如《年鉴》编辑蒋孝游在《编辑感言》所归纳：

1、本书编辑，殊无前例，规划未周，遗漏殊多。矧篇幅有限，门类繁杂，审选抉择，不易公允。兼以从事者仅属数人，心力有限，自觉涉笔粗疏，编次凌乱，尚冀博雅诸君，正其谬误。

2、本书集，原以三十六年之美术界动态为限，惟团体史料，自清末以降，素乏纪录，恐其湮没，尽加搜罗。

3、美术家传记：分书法，国画，篆刻，西画，雕塑，摄影，建筑设计，工艺美术，商业美术，竹刻，木刻，漫画，艺术教育，艺术评论等，各冠于姓氏之前。并以笔划多寡，顺序排列。偶有次序错落，则循照相铜版行列，不得不然。

《年鉴》尽管为民间筹措资金编印，但《年鉴》仍有一定的官方色彩，如书名《美术年鉴》由时任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长张道藩题写，再版影印本则去掉了张道藩的落款，改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扉页刊用了时任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申报》董事长潘公展题写的“美术年鉴”。之后又刊用了三张人物照片，分别为张道藩头像、潘公展夫妇照和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虞文头像。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美术年鉴》书名的题写还是三张人物照片，都是当时官方文化领域的头面人物，恐《年鉴》也想借助官方力量，使其更具影响力和权威性。在三张照片之后，为编审委员会委员和支援团体及海上著名书法家马公愚和李健为《年鉴》的题词。(附图3、4、5、6)

 

《年鉴》共分13卷或是13个章节，分别为序文、目录、史料、师门记略、美术家传略、书法、国画、篆刻、西画、雕塑、摄影、图案、论文，可以说，13卷囊括了中国美术的各个领域。为了显示《年鉴》的权威性，每个卷名分别请当时美术界大佬题写，分别由严独鹤、李秋君、庞元济、张乃燕、吴湖帆、马公愚、郑午昌、王福闇、颜文樑、张充仁、郎静山、陆丹林题写。《年鉴》的序文有张道藩、李熙谋、虞文、郑午昌、颜文樑、汪亚尘、陆丹林、汪声远、孙雪泥、王进珊、许士琪、张延章、俞建华、蒋锡颐等十四位名人作序。美术家传略：分书法，国画，篆刻，西画，雕塑，摄影，建筑设计，工艺美术，商业美术，竹刻，木刻，漫画，艺术教育，艺术评论等，各冠于姓氏之前。论文的选择也是煞费苦心，从众多论文中精心挑选了51篇，著名的有许士琪的《美育与民族精神》、虞文的《“美”和美术家》、刘海粟的《艺术的革命观》、吕凤子的《艺术制作》、傅抱石的《中国艺术与中国艺人》、颜文樑的《谈文与野》、于右任的《标准草书与建国》、丰子恺的《中国的特色》、潘天寿的《佛教与中国绘画》、郑午昌的《中国绘画思想到宋代》、俞建华的《山水松石格之研究》、秦宣夫的《读“我们怎样看中国画”》、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陶冷月的《国画的研究》、陆丹林的《美是什么》、姜丹书的《倒退五六十年的我与图画》、王小摩的《画道论》、胡亚光的《造像概论》、常书鸿的《敦煌漆艺》、郎静山的《集锦照相》、叶恭绰的《我国雕塑漫话》、宗白华的《论中西画法之渊源与基础》、陆元鼎的《画人生活》等。

如此构思布局可以看出编委考虑之周详，用心之良苦。

编撰队伍整齐众人协力完成

由于该《年鉴》内容极其丰富、时间跨度大、涉足领域广，编撰工作量很大。当我们翻开《年鉴》时，不难发现600多页的《年鉴》当时印刷字体很小，如果稍微放大一点恐要突破1千页，文字约70万字，若加上图片文字，字数要突破百万。至于涉及的门类几乎涵盖美术各个方面，其中还包括著录美术院校和美术社团史，记录近代美术家传略、美术作品，收录美术论文。要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当时，参与编撰人员深感工程浩大，前无定例，既担心太繁复，又恐怕有遗漏;众多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审定选择，不易公允;编辑人员严重不足，狭窄的办公场地不堪重负，有限的预算经费更是捉襟见肘。但是，他们怀着一股满腔热情投身到《年鉴》编撰工作中。有专家曾分析，将近70万字(连图片版面超过100万字)的一部《年鉴》，仅用了15个月，而且这15个月还包括排版印刷。要知道60年前，在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U盘，没有打印，全部要靠一支笔一张纸手工誊写，铅字排版，照相拼贴来完成这部《年鉴》的编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别的不说，单以美术家姓名排序为例就很费时费力。至于校对，工作量自不待言，校对后，交印刷厂排版。印刷厂排版后，先印成小样，校对无误后方能付印。所以，洋洋七十万字，能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完工，决非易事。所以，为确保《年鉴》出版，市文委会组建了强大的编辑团队，主要有以下人员组成：(附图7)

主编：王扆昌;

校阅：姜丹书、陆丹林、俞剑华;

编辑：蒋孝游、陈景烈、屠诗聘;

助编：戚叔玉、陈在新;

校对：郑孝廉、汪灏、王小摩、倪左黄、姚乃震。

编审委员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任委员：潘公展、 虞文

委员：丁念先、丁健行、王柳影、王扆昌、王进珊、王福厂、汪亚尘、汪声远、吴青霞、吴待秋、吴湖帆、李仲乾、李秋君、李祖韩、李熙谋、李詠森、 周錬霞、姜丹书、俞剑华、施翀鹏、 郎静山、孙雪泥、马公愚、徐蔚南、唐冠玉、陈小翠、陈定山、陈巨来、陈景烈、陈树人、 陆元鼎、陆丹林、屠诗聘、张大千、张充仁、商笙伯、梁俊青、许士琪、贺天健、冯文凤、冯超然、郑午昌、蒋孝游、蒋锡颐、刘狮、刘海粟、庞左玉、严独鹤、顾飞、顾青瑶。(附图8)

 

 

从以上委员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美术界大佬尽在其中，像张大千、吴湖帆、贺天健、张充仁、刘海粟、冯超然、郑午昌、李秋君、姜丹书、俞剑华、陈树人、陆丹林、马公愚、王福厂、汪亚尘、 郎静山等都是民国美术界叱咤风云的人物，由他们来撑面门自然为《年鉴》增添光彩。也许当下人会问，齐白石、黄宾虹这样的大家为何不在其中，实际上他们俩在民国美术界影响力一般，尽管齐白石、黄宾虹年龄大、资格老，艺术上也已有自己的面目，但作品在圈内的认可度普遍不高，能欣赏他画的人更少，记得民国时郑午昌曾写信给黄宾虹，认为所见他的画，觉黑尚嫌不足，请他画一幅黑到无可黑的山水画，给其欣赏，宾虹非常高兴，引为知音，立即挥毫，邮寄相赠。那时，对黄宾虹最为看好的莫过于翻译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傅雷(1908—1966年)先生，傅雷曾说：“黄宾虹是集大成者，几百年来无人可比，是古今中外第一大家。黄宾虹先生如果在70岁去逝，他在中国绘画史上会是一个章节;如果80岁去逝，他会是一部书，如果90岁去逝，他就是一部大辞典。”遗憾的是：傅雷如此高的评价却没有被当时美术界所接受和认可，原因是傅雷美术评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在当时根本无法与精通书画、擅长美术评论的陆丹林相比。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年鉴》中看出陆丹林在民国时期画坛的影响。《年鉴》曾多次出现陆丹林的名字，且论文卷首也由其题写。那么，陆丹林是何人?也许今天很多人比较陌生。陆丹林(1895—1972年)民国时曾任上海中国艺专、重庆国立艺专教授，蜜蜂画刊、国画月刊编辑、中国画会理事，及各地展览会征集评选委员，文艺作家协会委员。先后曾主编许多报刊杂志。尤其以文史和书画刊物而闻名，堪称是当年国内和港澳两地的第一“名编”。他著作极富，编著有《枫园书画录》、《红树室书画集》、《美术史话》和《艺术论文集》等书。早年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孙中山曾亲书《博爱》赠送陆丹林。1929年陆丹林与张善孖、郑午昌、谢公展等创立了闻名全国的“蜜蜂画社”;1935年，陆丹林还在上海与张大千、张善孖、汤定之、符铁年、王师子、潘公展、郑午昌、谢玉岑成立了著名的“九社”，是当时画坛社团的骨干和活跃分子，据说，很少送画给别人的齐白石曾要送画给陆丹林，希望陆为他写文章，结果被陆拒绝，这至少说明当时陆看不上齐白石作品。尤值得一提的是，被民国堪称“研讨近百年的史事”集大成的《当代人物志》就是陆丹林所写，这也是陆自己最为看重的一本书，所选人物都是各领域重量级人物，如康有为、吴佩孚、林语堂、周树人(鲁迅)、陈三立、徐世昌、叶恭绰、张大千、刘开渠等等，但书内没有黄宾虹和齐白石。所以，傅雷尽管对黄宾虹评价最高，但并不能改变黄宾虹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更没有打开他的画作销路。究其原因：恐怕是傅雷既缺乏徐悲鸿评价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影响力，也没有像陆丹林那样的权威性，连黄宾虹自己也曾无奈地感叹，“我的画五十年以后才会热起来。”

 

有趣的是主编王扆昌(1908—1993年)这个名字也很陌生，但在老一辈美术家中，他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为海上名家郑午昌的弟子。抗战胜利后，召集前商业美术作家协会留沪会员及美术界忠贞之士，得二百余人，组织上海市画人协会，被选为第一届理事长，同时受任为卿云出版社总编辑。民国卅六年，倡议上海美术茶会，任市立美术馆征集委员会委员，中正文化奖金电影奖评选委员，并主持三十六年美术年鉴编务。而《年鉴》目录中，王扆昌以王端名字出现，即王瑞，国画家。字扆昌，一字之端，又字孝善，别署五士草堂主。浙江绍兴人。究竟为何用王瑞名字出现，或许他画画署名王瑞。在笔者看来，《年鉴》的问世，主编王扆昌功不可没，同样，他的老师郑午昌(1894—1952年)也是可圈可点。郑午昌为民国时期海上著名的书画家、鉴赏家、美术理论家，首创汉文正楷字模。早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部任职，收入颇丰，属于高级白领或是金领，不过，郑也卖画，也有润格，但不是靠卖画为生，后任教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及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等。1929年与陆丹林、张善孖、 谢公展等创立了“蜜蜂画社”，出版《蜜蜂画报》， 1939年他创作的《山水》(12幅画册)在当年纽约世界艺术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为国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三四十年代与张大千、吴湖帆、贺天健、冯超然等名扬海上，1944年又与文艺界著名人士梅兰芳、吴湖帆、汪亚尘等20人组成著名的《甲午同庚千龄会》。 郑午昌擅长山水、花卉、人物、书法、诗词、鉴赏等，著有《中国美术史》、《中国壁画史》、《石涛画语录释义》，尤以《中国画学全史》影响最大， 该书由黄宾虹作序，蔡元培题辞并称“中国有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由于《年鉴》由他弟子主编，自然少不了他的鼎力相助，他出钱出力，呕心沥血，为《年鉴》的编辑出版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王主编在《编后记》中尤其提到捐助物资者最多为郑午昌。所以，在笔者看来，郑午昌的名字必将与《年鉴》一起流芳百世、载入史册。(附图11)

除郑午昌外，担任校阅的姜丹书，陆丹林，俞剑华年龄较大，但这三位在当年可称得上是美术界的前辈，在美术教育、鉴赏、评论及出版等方面均是行家里手，可以说是圈内权威人士。编辑蒋孝游、陈景烈、屠诗聘和助编戚叔玉、陈在新都是上海美术茶会的骨干，其中蒋孝游、陈景烈等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美术家人事信息，为编写《年鉴》奠定了组织人事基础。虞文是上海美术茶会发起人，也是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在《年鉴》中负责出版。

如此庞大的编辑队伍，为《年鉴》的出版打下了坚实基础。王主编在《编后记》中，有四份名单，可以想见当时克服种种困难的情景。第一份是“协助校编者，尤推陆丹林，姜丹书，俞剑华三氏审订最劳，编校同人中，以蒋孝游同学兄所耗精力独多”;第二份是“协助事务者，推陈景烈，石佩卿，王柳影诸兄奔走最力”;第三份是“捐助物资者，为马公愚，汪声远，陈巨来，张大壮，吴野洲，陆元鼎，张溪堂，江寒汀，朱积诚，张公威，姜丹书，吴青霞，俞剑华，戚叔玉，商笙伯诸氏，尤以郑午昌夫子最多”;第四份是“援助经济者：为丁健行，陆元鼎，沈谦、沈雁，戚叔玉，厉国香，朱沛甘，陈怀卿，唐旭升，姚永年，丁庆龄，陈景烈，姚乃震，汪仰真，蒋趾奇诸氏，而以丁健行氏支援最力，陈在新兄张罗最勤。”笔者以为，上述参与编辑或是资助者历史不应遗忘他们，没有他们的付出，恐怕也就没有这本《年鉴》。

展现民国风采纪录名家足迹

 

笔者在查阅现代名家书画艺术时，时常会看到介绍民国艺术家时，往往会搬出《年鉴》的介绍，如在介绍沈子丞时称：“擅人物画，以老莲笔意，取法新罗，古朴可爱，异于时流，偶作儿童小景，另饶风趣。”介绍吴子深时则称：氏为吴中望族，收藏宋元古画甚富，亲炙于绘事者几三十余年。所绘山水，墨笔则浓淡得宜，干笔皴染;设色则工丽妍雅，妙到毫颠;写竹则法度谨严，超乎尘俗。书法力追董米。”从中可见这本《年鉴》在当时的权威性。

在此《年鉴》中，按师承来记略颇为独特，阵容最为庞大的有大风堂同门録(张善孖、张大千创立)、二弩精舍同门録(赵叔孺创立)、梅景书屋同门録(吴湖帆创立)、鹿胎仙馆同门録(郑午昌创立)、充仁画室同门録(张充仁创立)、鹤庐同门録(李健创立)、荻舫画社同门録(江寒汀创立)、小瓶花馆同门録(吴野洲创立)、铁砚山房同门録(汪声远创立)等。这些同门録中，不仅人数众多，且不乏有很多成就高、影响大的艺术家。其中像大风堂同门録、梅景书屋同门録最受瞩目，即使今天人们都不陌生，原因是这些门人不少在解放后仍然活跃在中国画坛，如张大千弟子何海霞、李秋君、田世光、俞致贞;吴湖帆弟子王季迁、徐邦达、陆抑非、朱梅村等。实际上像赵叔孺创立的“二弩精舍”门下赫赫有名的弟子也不在少数，如徐邦达(后拜吴湖帆)、沙孟海、方介堪、陈巨来、戈湘岚、张鲁庵、叶璐渊等;郑午昌“鹿胎仙馆”门下的有潘然、王瑞、王康乐、谢伯子、赵丹、陈佩秋等;李健“鹤庐”门下的有陈抱一、汪亚尘、黎锦晖、司徒赞等。

 

除了介绍知名画家同门録时，《年鉴》也介绍了国内当时著名的美术社团和院校，如“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蜜蜂画社”、“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豫园书画会”、“私立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湖社”、“中国美术学院”、“西泠印社”、“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杭州)”、“中华全国美术会”、“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南京)”、“中国女子书画会”等。

在收入画家和书法家及篆刻家时，成就高、影响大的往往文字介绍得多，收入的作品也多，如徐悲鸿、高剑父、张大千、吴湖帆、郑午昌、马公愚、傅抱石、姜丹书、郎静山、陆丹林等，其中徐悲鸿、高剑父两位介绍的文字最多，这基本反映了民国画坛的现状。而有的书画家在民国时的艺术没有得到美术界的认可或是评价不高，典型的如黄宾虹(1865—1955年)、齐白石(1964—1957年)，黄宾虹尽管被收入此《年鉴》，在介绍其文字很少，既没有照片，也没有作品图片刊用，《年鉴》只介绍：“擅长书画、书法、诗文。氏以字行，精于书法，又善画艺，尤善诗文，考古鉴藏，博学多才，艺友门生遍及中外，名重士林。著有《中国画史》、《古画微》等书问世。”同样，齐白石也是如此，介绍文字不多，《年鉴》评价比黄宾虹高，“擅长诗文、国画、篆刻，氏之艺事在近代中国画史上已有独特之地位……”，齐白石还有照片和作品图片收入，总体看，齐白石在《年鉴》中一点也不显眼，跟普通画家没什么两样。然而，建国后，齐白石、黄宾虹异军突起，备受礼遇和推崇。齐白石多次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和宴请，并先后为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主席、北京画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1953年1月7日，北京文化艺术界组织200余人参加“齐白石90岁生日庆祝会”，同时文化部授予齐白石“杰出的人民艺术家”称号，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出席晚间的庆祝宴会。1954年4月28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齐白石绘画展览会”，同年，齐白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首届全国人代会。1956年4月27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宣布授予齐白石国际和平奖金，可以说，建国后的短短几年，齐白石可谓万千宠爱于一身。黄宾虹也是如此，建国后，受邀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交谈甚洽。1953年黄宾虹九十寿辰，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杭州市分会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联合举办“画家黄宾虹先生九十寿辰庆祝会”，并授予“中国人民优秀画家”荣誉奖状;之后，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全国委员，华东美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还发文任命黄为中央美院民族美术研究所(今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前身)所长;当选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上海市还隆重举办“黄宾虹先生作品观摩会”。从上可看出，齐白石、黄宾虹在民国和建国后地位和影响反差巨大。(附图14、15、16)

 

与之相反的是，有不少民国时影响很大，但建国后却销声匿迹，如2016年初刚去世的百岁名医、书法大家周愚山(1916—2016年)。国内今日头条网发布周愚山去世的消息后，读者纷纷在网上留言，认为周老书法是大美、大师，有的之前根本没有听说过周愚山，但看了周老书作后，被他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艺术所折服，更有的认为周老太低调了，当今书法家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实际上，周愚山在民国可谓大名鼎鼎。名岳，无锡人，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周钟麟开设“求古斋书画碑帖局”，家中可谓碑山帖海。从六岁起在名师指导下学习文字和书法，先学楷书，后学篆、隶，尽得其精髓。周愚山成年后，锐意进取，孜孜不倦的探索书画艺术，对书法的热爱、执著和痴迷，夜以继日，寒暑不易，终成正果。 举凡大篆、蝌蚪文、甲骨文、钟鼎、石鼓、小篆、铁线、玉筋、悬针、柳叶、垂露等都达到刚柔并济、炉火纯青。他讲究字法、章法，强调个体美和整体美的结合，书法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 1936年，以一幅笔力千钧、力透纸背具有特色的颜体字，参加上海市书法比赛，由于其书艺精湛、技压群贤，一举夺冠。上海市长吴铁城亲书《媲美右军》嘉奖。1937年，其作品八代古文屏入选全国第二次美术展览会，荣获佳誉，一举成名。1940年他影印出版《百体半刊》，被于右任誉为“四体碑范”。此刊曾公开发行二次，销售一空。1947年4月周在上海最知名的大新公司画厅举办个人书法展轰动十里洋场，当时请柬是有马公愚题写，展出作品不仅销售一空，而且好评如潮。那时，上海朵云轩、王星记扇庄、成都路中国画苑等画店订购单不断，周的书作供不应求，真所谓写多少要多少，从近几年市场上看，周与溥心畬合作的书画最多。1947年他被收入《美术年鉴》，在介绍周愚山时发现介绍他的文字远比齐白石和黄宾虹多，而且有周的《篆书八屏条》作品收入，可谓洋洋大观。

 

尤值得一提的是，周不仅书艺很高，行医也享誉十里洋场，他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医学院，并拜在海上第一名中医丁济万门下，1937年毕业后即在新闸路开诊所,从此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民国后期，周无论是书法还是行医可谓盛极一时，那时周用毛笔开出的药方子可以在典当行典当。然而，这样一位大家却在建国后销声匿迹，文革更是遭受迫害，被打成“文化特务”。类似周愚山这样的人物还不少。比如，开创新中国画的陶冷月(1895—1985年)。原名善镛，字咏韶，号镛、宏斋、五柳后人、柯梦道人，江苏苏州人。早年与颜文梁、吴湖帆、樊少云为同学，二、三十年代历任长沙雅礼大学艺术系教授，国立暨南大学艺术系教授兼系主任，河南大学艺术系教授，国立四川大学教授，又与谢公展、吕凤子等创办南京美术专科学校。陶在从事美术教育的同时进行中西结合的探索，并成功地创造“新中国画”，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冷月画派”，享誉大江南北。日本著名评论家鹤田武良认为陶是中国第一个中西结合的成功者，国内文坛泰斗蔡元培更是对陶冷月褒奖有加，不仅为《冷月画集》题签作序，而且为他写对联、写润格。民国时陶冷月的作品销售非常可观，价位和影响仅次于张大千、冯超然、吴湖帆，当时，买他一张画可以买黄宾虹、齐白石几十张。1947年《年鉴》不仅收入“冷月画室同门録”，而且以很大篇幅介绍陶冷月的艺术，这种待遇是黄宾虹和齐白石不能相比的。即使刚解放时，上海文物商店在销售名家画作时，陶冷月画作标价高达200元一张，而齐白石只有5元、10元一张。当然，我们不能仅仅以画价的高低来衡量艺术高低，但至少当时画价真实地反映了画家在画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建国后，由于各种原因，陶在中国画坛销声匿迹，既没有在大学任教，也没有入上海中国画院，50年代末又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期又遭遇迫害，晚年平反以后已是残废的病人，长卧病榻，1985年去世。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一位对中国画的革新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画家，当时(1983年)居然还不是上海美协会员。

所以，如何还原真实的民国美术界人物是值得我们当下认真思考的，而这本《年鉴》就是最好的文献资料，值得细细阅读、品鉴。

作者：朱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