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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上海人比较直观的节日感受大概便是“空城”。春节期间，菜场收摊，餐饮歇业，师友同事上司甚至直系姻亲皆返乡而去。初一到初六，从旧时的排不过来到如今甚至想不出该去何处拜年。

　　五方杂处的上海

　　“春节”是汉民族农业文明繁盛的文化印记，也是以节庆确认父系家族认同的一种方式。今天，商业文明与高度城市化使春节的核心内涵悄然变化，甚至引发了一些文化紧张。例如，旧时春节民俗虽各地不无区别，但一般仍以对于乡井与家族的“返”与“守”为主。而近年来,一些城市中却流行起春节小家庭出境游，进而形成了旅游市场的小旺季。这其中有商业资本以供应创造需求的拨弄，也与国家人口政策及文化经济“中心地”变迁引起的家庭结构与观念变化有关。

　　这种今昔对比与文化张力在上海这个历来五方杂处的口岸城市表现尤为明显。明清以来，上海就已经是运河内陆贸易的一个中心市场。沙船将自北方市场(如临清)来的豆饼肥运至沪市，发卖到江浙棉产区。再将质轻价昂的松江棉布以沙压舱后运至北方市场。围绕这种沙船贸易的服务行业如金融、餐饮娱乐业使上海在1840年以前就城居人口繁盛，行会林立，文化信仰民俗驳杂。这也是它被《南京条约》选为对外贸易“五口”之一的重要理由，并不全如旧历史教科书所断言的那样,是一个前近代的“小渔村”。

　　1842年以后上海开埠成为对外贸易口岸之一，更添华洋杂处之局面。不过，当时的“五方”仍以来自长江流域江浙两省及与两省交界地区的人口为主，与今天有较大区别。这一点在上海地区春节的民俗流行趋势上也有体现。1840年开埠，1950年南下干部进城，1990年后农民工大量进城，21世界纪铁路运能迅速增强，都使上海地区的“五方”构成不断发生着变化。上海这个城市的居民对“春节”的观感也在悄然变迁。

　　时至今日，上海人比较直观的节日感受大概便是“空城”。春节期间，菜场收摊，餐饮歇业，师友同事上司甚至直系姻亲皆返乡而去。初一到初六，从旧时的排不过来到如今甚至想不出该去何处拜年。于是，不如索性买了机票，一蓑烟雨而去，享受几日清静假期。春节由“节”而“假”，对当代城市家庭而言，似也是一个略显无奈的选择。

　　外婆家的年菜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叶的上海。其时“文革”结束，人口政策方行，副食品仍凭票供应。像我们这样只有一个女孩的三口之家，最充裕的票证永远是粮票，最紧张的则是布票。小巷中常有接受粮票换鸡蛋或衣架面盆等生活用品的老乡穿行而过，等着被人叫住换东西，属于半神秘的流动黑市交易。

　　餐桌上，常常听爸爸妈妈讲他们少年时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各种食物记忆。比如，一家十几口人凑了五十元钱惊险地从黑市买回一只母鸡预备过年，生病发痧才能吃上黄芽菜炒肉丝及放有肉丁的炒酱等等。在他们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我一口口咽下粮店供应的发黄干硬的秈米饭。直到1980年代外公从国营骨胶厂退休，被南通人找去技术支持办乡镇企业，家里过年才开始有了软白香糯的大米饭。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被自己一向憎厌的“饭”惊艳到时的震动感受。

　　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外婆家过年的记忆便与各种令人目眩神迷的食物交织在一起。看四姨很早便在黄河路菜市场买好一整条鱼肉洁白的巨大的鳗，剖开撑上竹签抹以粗椒盐挂着风干。成品叫鳗鲞，蒸好晾凉拆骨，是一道鲜美的凉菜。年内如果发生“年饱”，腻于厚味时，以此物送清粥，是十分熨胃贴心的。又看她们抬出石盘磨，用磁勺往磨孔中舀入浸泡透的糯米，缓缓推磨，底盘中流出乳白色的水磨粉。大年夜守岁，有一项固定节目是看大人用自制黑洋沙包汤圆，又以剩下的水磨粉搓出比珍珠还小的圆子，一圈圈排在圆形大竹匾中。

　　1980年代初的全家福(照片由作者提供)

　　外婆家的五朵金花，右二是四姨(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们小孩们的任务是用一只圆底长柄勺在煤气上做蛋饺。用一块带皮肥猪肉在烫热的勺上擦一圈，舀入蛋液再转动圆勺，趁蛋液未全干透时舀一勺大人拌好的肉馅，转动长抦勺等待时机用长筷子翻起蛋皮对折粘合，一个个平叠在大盘子里。外婆还会买来花生芝麻用大锅氽花生，熬制花生糖，芝麻糖，在节时装满我们棉袄花罩衫的两个大口袋。

　　年菜中的鸡鸭是南通人很早送来，偷偷养在阳台上的。由于缺乏经验，清理便溺不及时，那些鸡鸭往往被自己的屎尿滑倒，以至于个个变成跷脚鸡跷脚鸭。后来城市禁止养鸡鸭，三官堂桥禽类自由市场又开放后，这种又臭又滑稽的记忆也就随之消失了。倒是近年来，人们开始困于食品安全问题，往往在旧居民区的公共绿地中会不时看到放养着的鸡鸭。又听说城市中产开始在数万元单价的住宅内以汽水瓶营造阳台菜园。更有富人包山租田，雇专人养鱼放鸡蓄猪羊。后工业时代，极度发展的农产品工业化反而使人们又轮回至前近代自给自足式的小农分工状态中，不能不说是对源自基督教普世信仰的线性社会进化观之讽。

　　拜年与父系桑梓认同

　　年初二惯例是去爸爸那边的亲戚家拜年。爷爷奶奶早逝，爸爸是由长兄长嫂大姐抚育成年的，因此过年一定会回大伯母家拜年。

　　在外婆家过除夕与大年初一，这么多年来一直习以为常。直到上大学与来自北方的同学聊起，才发现这是上海才有的比较特殊的现象，被他们笑作“母系社会”。仔细回想亲戚家与周围本城同学的情况，发觉其实倒也不是说上海的习俗一定要先母家后父家，只是特别不在意这种次第而已。好像双方都是长辈，先去哪边都一样，总以方便为要，自小也从未听说有过围绕这种问题的争端或议论。而且，如果当真一定要分先后，大概也总是会偏向女方一些。这也许是城中西风浸润日久，老派绅士的lady first做派随电影及文明戏深入人心。因此普通人也以宠爱尊重妻子包括岳家为“文明”的风气使然吧？记得小时候偷听大人们赞扬一个男子，总是以“不吸烟喝酒”，“肯做家务”并“不肯跟女人计较”为“大方”及“男子气”的标准。

　　与外婆家来自休宁与苏州不同，大伯母是山东移民的后代。于是大伯母家过年的吃食中便有饺子,这在70、80年代上海人的餐桌上并不是常见的。大伯母今年已近九旬，但每年仍坚持手擀饺子。小时候，擀面杖是个稀罕物，平时见不到。只是过年那几天在大伯母家可以摸上一摸。人多手多，而擀面杖只有一根，我们往往用啤酒瓶什么帮大人把案板上的一个个面团擀成皮子。当然对于小孩来讲，实际上玩闹多于帮忙，往往崇拜地看着一张张漂亮的饺子皮从杖底行云流水价飞出，自己手中老半天也弄不平一张，最后只能被大人笑斥去“转行”包饺子。大伯母的饺子馅中除了白菜猪肉外还拌入剁碎的开洋干贝黑木耳香菇，煮熟后鲜香无比。而大伯母对我怀有的宠溺，实际上不啻祖孙之情，因此每年必然要用几个饭盒满满装上几盒生饺子让带回慢慢下着吃，看得她自己那些与我同龄的孙辈们口水直流地羡慕我这个“小娘娘”。

　　在大伯母家过年,几个童年玩伴永远按祖母的要求严格以长辈称呼我，使我不断想象着那个早已不存在的叔伯共爨的父系桑梓。仿佛城市中这个生于兹长于兹的居处只是一处逆旅客寓，真正的乡井认同并不在此，而在远方。

　　在外婆家过春节的表兄弟姐妹们(照片由作者提供)

　　当年许多孩子向往过的“红宝桔子水”(照片由作者提供)

　　“妈妈牌”新衣裳由“蝴蝶牌”缝纫机出品

　　除了吃食以外，过年穿新衣也是一种重要的节庆记忆。记得小时候，年前很早，妈妈就会买来花布，用报纸按裁剪书的指导剪出样子。然后搬开缝纫机上叠放的书和台灯及玻璃台板(因为平时缝纫机是被当作书桌用的)，神奇地翻出机头，咔嗒咔嗒地踩起来。间或会让我帮忙往机头的针里穿线，从机肚里取出划粉，尺子。看妈妈用花布、滑雪布做出一件件衬衫、棉袄罩衫、滑雪衫、裤子，然后钉上扣子，在衬衫领口胸前绣上同色的花，在裤子膝盖处缝上小动物贴片，有时候是小鹿,有时候是小猫，真使人感到目不暇接，无比欢喜。

　　大一点时，也在边上帮手。用蓝色复写纸帮忙把花样子描上衣服，弄得手上脸上全都是蓝蓝的。妈妈总是将棉袄罩衫的口袋缝得极大，以便我能鼓鼓地装上各种零食。如果逢到家里有人在春节期间结婚办喜事，便索性早早将裁缝夫妻请到家里，三茶六饭地待着。家里男女老少四季里外三新的衣裳便全从他们的手中做来，锦绣满堂。家里一时地下都是布条线头，异常地拥挤热闹起来。

　　大家穿着簇新的衣服，过年守完岁，从正月初一开始走人家拜年。大人们准备了红包，小孩们领了压岁钱，满满装着两口袋零食，在弄堂里跟一群孩子交换吃的，放鞭炮，做游戏。有一种“掼炮”，不用火点，只要往地上用力甩便会响。很受小孩的喜欢，可以从午后玩到天黑，弄堂里飘起浓郁饭菜香，大人此起彼落叫吃饭方罢。

　　“蝴蝶牌”缝纫机(图片来自网络)

　　“烧头香”烧红火的郊县小庙

　　198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盛行，家里有人开始办厂做生意。既下商海，盈亏纠心，不确定因素多了起来。年节中因此多了一项隆重的固定节目“烧头香”，即在除夕夜12点钟响后去庙里烧香撞钟，传说可保一年风调雨顺。渐渐地，像玉佛寺静安寺这种香火繁盛的城中大庙，“头香券”已成奇货，非极富极贵者不可企及，坊间更出现了各种与此相关的不经传闻。

　　于是周边郊县一些积年小庙宇被发掘出来。我自己便曾看着孙桥地区的“三王庙”，从一个主要供祀地方神祉“孟(梦)太太”兼奉观音的破敝小庵堂一年一年繁盛起来，变成三殿三进，进门弥勒出门韦陀拥有巍峨大雄宝殿的“头香”胜地。人们拜求的愿望越来越多，从家人健康到子女升学。佛殿仿佛成了与教育部卫生部一样重要的民生福利机构，整合起了迅速城市化中的孙桥地区新“五方”移民的信仰与精神诉求。

　　孙桥地区的“三王庙”(图片来自网络)

　　斗换星移，时光在上海这样一个流水营盘般的城市上空流逝得格外醒目。随着今年外环以内禁售禁燃烟花炮竹政令的严格推行，人们度过这个重要节庆的习惯又将继续发生重要改变。春节由“节”而“假”的趋势应该会日益明显，这是远去的农业文明留在现代巨型城市中的一个背影。无论人们对它怀有怎样的情绪，最终改变的都应不只是节庆习俗，而是生活本身吧。(文/三木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