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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诞生下一个乔布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基本和美国并驾齐驱,中国相比西欧更有可能。但是谈到创新,其实也是跟国家和区域的文化挂钩的,这里就会涉及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
“繁荣的核心是生活的兴盛: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人生的兴盛来自新体验:新环境、新问题、新观察以及从中激发出来并分享给他人的新创意。与之类似,国家层面的繁荣(大众的兴盛)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和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
埃德蒙•费尔普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就业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
他在2013年出版的著作《大繁荣》中,对“繁荣”与大众创新的关系作出了上述描述。
费尔普斯保持着对中国的长期关注,从2010年起出任了新华都商学院院长一职。如今,费尔普斯更加频繁地来到中国。
尽管已年逾八旬,一头银发,语速很慢,但费尔普斯依然精神矍铄。午饭还没来得及吃,他就塞了些甜点,在夫人的陪同下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内看到你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美国创新能力的负面评价?
费尔普斯:到底美国的创新力量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在美国仍存有争议。如果以创新对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贡献率为角度和标准来衡量的话,美国创新能力的确有放缓的趋势。这种放缓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后来(20世纪末)有一个互联网蓬勃发展带来的短暂繁荣时期,尽管这个阶段里创新发展很强势,但是这一阶段也结束地很快。过去十年,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创新相比过去更为缓慢。
但是有一些人认为这一证据并不能足以得出(创新能力下滑的)定论,因为现在所处的时代不能很好地衡量商品改善(包括商品质量的改善和品种的增加)。在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期间,对创新的定义同样忽略了对商品质量和种类的贡献,如果把这个也考虑进去,那么现在创新对生产力的贡献可能比当时更糟糕。
所以我谈到创新的放缓,并不是去否认硅谷的卓越性,而更多是强调传统行业生产力的放缓。因为很多传统行业都是大公司在主导,这些大公司是相对缺乏创新活力的,所以不是说硅谷出了问题,而是说这些处在经济的核心位置的大公司,相比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期间,创新能力要薄弱得多。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乔布斯诞生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你认为,下一个乔布斯最有可能诞生在哪个国家?
费尔普斯:的确,从传统上美国一直以来很欢迎有新点子的人来到他的国度,美国允许创新者在不受太多干预的情况下去开发新的产品、尝试新的办法等。这里的干预就包括来自社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等方面。
相比全球其他国家,特别是相比西欧国家,比如法国、意大利等,美国在创新上的障碍少得多。我曾经听到eBay的一位法国籍的创始人讲,如果他在法国的话,根本没法创办eBay这家公司。
至于下一个乔布斯会出现在哪个国家,也许这个人已经出现了,比如马云。未来在中国出现像乔布斯这样优秀的创新者,一点儿都不会很意外。
但是中国面积辽阔、人口众多,拿来比较也许并不公平。比如冰岛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新力的国家,有很多非常聪明又有才智的人,但是冰岛很小、人口也少,因此要诞生像乔布斯这样风云人物的几率也就小的多。
中国诞生下一个乔布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基本和美国并驾齐驱,中国相比西欧更有可能。但是谈到创新,其实也是跟国家和区域的文化挂钩的,这里就会涉及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政府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关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呼吁和倡导行为,并且为此进行了涉及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省市的一系列简政放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动作。你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
费尔普斯: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不成为企业家和创新者在创业过程中的障碍,并消除其他障碍。但是目前的问题是,还能做什么?这是更难一些的问题。
一方面是如何鼓励孩子去运用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有自信不会害怕去尝试一些原创性的东西。原创性的东西并不是可以教授的,但是可以帮助学生去发现他们的创造力;
另一方面,政府对家庭的影响力有多大尚不得而知,但这方面政府仍可以有所作为,营造社会环境,引导家庭可以给孩子更多的自由空间,去鼓励孩子探索未知的世界、有冒险精神、去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