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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每年腊月,是不少农村地区结婚的“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农村婚嫁成本大幅上升,许多农村家庭拿出几十年积蓄甚至举债结婚,还有一些贫困户“不能丢面子,借钱随份子”,导致“因婚致贫”“随礼返贫”等现象在农村屡见不鲜。
结婚几乎没有“不拉饥荒”的
记者近日在鲁北农村采访时,正好碰上在给儿子办婚礼的老王,“所有费用算下来,儿子结婚花了二三十万元。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找亲戚朋友借了十来万元。”
老王说,订婚时“万里挑一”,花费10001元;结婚彩礼“三家一起发”,花费31800元;还买了一部十五六万元的轿车,以及婚宴、金首饰、家电等花销七八万元。“儿媳妇还没有要城里的楼房,要不再有30万元也打不住。”
陶元丰今年76岁,曾担任村干部40余年。他告诉记者,除了特别有钱的户,农村结婚几乎没有“不拉饥荒(不负债)”的,有些“饥荒”七八年也还不完,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在不少农村并不是极端个案而是较为普遍。
山东一个地级市文明办调研发现,农村一场婚事办下来,买房买车送彩礼摆宴席,得花20万左右。按照当地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相当于一个四口之家四五年的收入,很多家庭因此背上沉重债务,甚至因婚致贫。
此外,还有一些农民给亲戚朋友结婚随礼也不堪重负。“我一年纯收入15000元左右,每年光红白事‘份子钱’就要花去1万余元,大部分是结婚随礼。”陶元丰说。
其中,一些贫困户也不得不“随行就市”,甚至借钱随礼,使原本窘迫的家庭经济状况雪上加霜。鲁南部分农村贫困户告诉记者,虽然贫穷,但“脸面还是要的”,亲戚朋友结婚不能不去,至多是“别人拿一千,我拿一百”。即便这样,本就不多的收入一大半都交了“份子钱”,手头不宽裕了还要借钱随礼。
被陈规陋习裹挟的“甜蜜负担”
近年来,随着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结婚相互攀比、铺张浪费之风在一些农村地区也愈演愈烈。
以彩礼为例,从早些年“见见面,六十六”“拉拉手,九十九”,逐渐上涨至“千里挑一(1001元)”“三家一起发(31800元)”,进而上涨至“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钞票、一千张100元钞票和若干张50元钞票)、“一动不动”(一辆汽车、一套楼房)、“三斤三两”(三斤三两重的100元钞票)等。
社会学专家、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周孝正认为,农村婚嫁成本过高,背后是农村男多女少的人口现实,“嫁娶资源”失衡,必然带来对“稀少资源”身价的抬升。同时,也反映出部分农村贫困的现实,越是贫困地方的农民,越想通过索要“天价彩礼”一夜暴富。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说,农村高价结婚彩礼以及婚丧大操大办,不仅是社会风气问题,而且是影响农村社会总体稳定、阻碍农民彻底脱贫致富的重大问题。大量存在的农村离婚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始作俑者多为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另外,被婚礼严重透支的家庭经济让父母重新返贫,导致其在年迈体衰的境况下病无可医、老无所养。
山东省临沂市一项调查显示,对于婚礼大操大办,其实多数群众表示自己并不情愿,这样做主要是怕被别人笑话、没面子,实属被不良习俗裹挟不得已而为之。其中,有79.7%的村民认为开展红事移风易俗工作非常必要;81.5%的村民表示,如果政府抓红事移风易俗工作愿意从自家开始;10.5%的村民认为党委政府抓这项工作不力。
如何遏制“因婚致贫”“随礼返贫”
不少专家认为,要想遏制部分农民“因婚致贫”“随礼返贫”,还需要引导农民移风易俗,潜移默化地转变思想意识,通过倡导新事新办、健康婚礼、文明婚礼、节约婚礼、时尚婚礼,逐渐使新的婚姻风尚成为农村婚俗的主流。
2016年,中央文明办把山东列为全国农村移风易俗工作的两个试点省份之一,整治红事铺张浪费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随后,山东广大农村地区纷纷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由农村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会长和副会长,以村规民约的形式整治红白事互相攀比、铺张浪费的“不正之风”。
德州学院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教授梁国楹等专家认为,广大农村地区需要倡导“婚事新办”,“新”指的是现代文明、庄重节俭的新型婚礼,量力而行、合理适度的消费理念等。同时,相关各方要“把好四关”,即村委会把好“开登记介绍信关”、民政部门把好“结婚登记关”、婚庆公司把好“婚庆服务合同关”、红白理事会把好“婚礼举办关”。
王忠武说,针对彩礼数额标准等问题,不应简单“一刀切”,还需广泛征求民意,多用“倡导”“反对”,少用“禁止”“处罚”,让移风易俗过程成为凝聚共识的过程。在具体婚嫁过程中,基层政府可“提倡简约定亲,反对天价彩礼”“提倡自己家业自己创,反对超出家庭承受能力”“提倡新式婚礼,反对讲排场比阔气”“提倡礼轻情重,反对高额礼金”,逐步形成“婚事新办”的良好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