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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明星，在为自己和这个行当创造巨大利益的同时却始终承受着它无情且速朽的生存规则。也许今天的市场和媒介环境，根本不是管得多与少的问题，而是亟待重新建构。

　　呼吁重视抑郁症是“头痛医头”

　　一个年轻艺人用结束生命的方式引爆微博，一时间各大新闻媒体、门户网站、自媒体各类相关文章赶着“热点”发出。这是媒介生态的残酷性所在，无论悲喜，只要是公众迫切渴望了解的，总会被媒体竞相追逐。相对一些热衷散播粗陋谣言的营销账号，较有影响力和道德自律的媒体，讨论得最多的是三个字——抑郁症。

　　对于普通人，抑郁症也许是非常“小众”的疾病，但在娱乐圈，似乎普遍得多。早有媒体盘点过得抑郁症无法工作甚至自杀的明星艺人，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张国荣坠楼自杀事件。实际上，愈是在娱乐工业发达的国家，抑郁症的阴影在圈内愈是如影随形。据韩国相关统计显示，40%的韩国艺人患有抑郁症，30%的人甚至表示曾想过自杀。

　　但是，仅仅站在诸多悲惨结局上呼吁关注抑郁症，除了消耗流量外于事无补。如果是极少数的艺人由于抗压力差从而患病，不足为奇。但如果是一个群体性的问题，就不能只从呼吁重视抑郁症的层面来讨论了。

　　国内没有娱乐圈患抑郁症艺人的统计，也许稍微比韩国乐观些，但从两国相似的文化环境和全球化影响下趋同的娱乐工业生产机制，大概我国有不同程度抑郁症的艺人也不在少数。较知名的例如郑秀文、吴彦祖、张惠妹、张家辉、杨坤、张静初、张杰、姚笛、薛凯琪、范晓萱、王杰等，均曾公开承认饱受抑郁症侵扰。

　　所以这个圈子的抑郁症，一直以来就不是个体的病症而是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的病症。而今天高度信息化的媒介环境、新陈代谢极快的娱乐生产机制，加剧了从业者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

　　网络社交平台上谁都可以发表的、随处可见的恶意评论可能让人立刻崩溃，公司间的不良竞争或者恩怨纠葛也可能集中反馈在艺人身上。一定程度而言，艺人的工作甚至私生活，是社会负能量的一个宣泄口。但你我茶余饭后的谈资，却可能让承受这一切的人——镜头中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身心俱受重创。

　　依靠“行业自律”是伪命题

　　艺人工作繁杂，尤其所谓的当红“小鲜肉”、“小鲜花”们，高强度工作已十分疲惫，还要应对无孔不入的外界评价，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我们热衷明星八卦——尤其是“偷拍”得来的明星隐秘一面，满足吃瓜群众的窥私快感。由此衍生的“狗仔”行业在今天愈发壮大。而关于这个行业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心里默认的和“狗仔”们自我辩驳的，无非是：明星是公众人物，忍受外界更多的注视和议论理所应当。

　　但这个“理所应当”的限度却很难用行业自律去把握，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明星自嘲“会拉好窗帘”。当然，也许公众场合拍到的“周一见”不违背法律上相关的隐私条例，但对于不涉及公共利益、甚至连所谓“受害人”都不愿意公之于世的私事，通过偷拍渠道获得而与媒体交换，其实名不正言不顺，皆为利也，更别玷污了“新闻理想”。

　　80多年前，阮玲玉那封“人言可畏”的诀别信，到今天还字字泣血。即便那时民众还不知“抑郁症”为何物，但个人的悲遇是不足以唤起行业自律的。或者说想依靠所谓的“自律”的引领一个行业的良性发展并保护从业人员，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信息时代使得人言更加可畏，日益庞大并且漏洞百出的市场更是无形的大手，不知将裹挟着身在其中的人往何处去。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明星，在为自己和这个行当创造巨大利益的同时却始终承受着它无情且速朽的生存规则。也许今天的市场和媒介环境，根本不是管得多与少的问题，而是亟待重新建构。

　　米萝（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