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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定性为“桃色间谍”的次日清晨，刘燕瑾带着“新我斗争胜利”的满心喜悦，跑到白洋淀滑冰。因为技术不高，女演员接连不断地跌倒、爬起，这让她心生感慨：这不就像人生的旅程吗？

　　“这是一本《爱经》，中国的，四十年代的，敌后游击区的。”邵燕祥在序言中说。

　　母亲刘燕瑾1943年到1947年的日记以《火线剧社女兵日记》为名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前，王端阳把打印本寄给诗人邵燕祥，本希望他能随便翻翻，“写上几百字，表示他认识我妈就完了”。没想到邵燕祥不但通读一遍，并且写来一篇长序。

　　“爱经”的书写者刘燕瑾曾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的女兵。邵燕祥结识“大刘”是在1960年代。在孙维世导演的前苏联题材话剧《叶尔绍夫兄弟》中，邵燕祥任编剧，“大刘”扮演女工程师“伊斯克拉（俄语意为火花）”，她在邵燕祥的记忆中长久留下“火花”的印象。

　　2012年，刘燕瑾去世，长子王端阳从母亲遗物中发现四本日记、八封情书和两张照片。情书和照片是大导演凌子风寄来的。那时，凌子风的名字是凌风。信、日记和照片都用包袱皮包着——这种冀中农村收纳物品的习惯，刘燕瑾保持了一生。日记本是自钉的，其中那本大的是极漂亮的花布封面。翻开这个本子，有一页夹着一片七十多年前的青蒿，蓝色的油笔在这一页写着：

　　“反省应该有重点，反省应该抓着要害，这样才能够深刻，这样别人才能够满意……那么对于我，我坚决应该清蒜（算）我的男女关系。”

　　“这是纯粹私人的日记，没有空话套话，她也很少写当时的‘大事’，她写的都是自己的感受。”王端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数过，母亲的日记里有三十几处写到月亮，描写都不一样。厚厚一摞日记让过了耳顺之年的王端阳与年轻的母亲相遇。

　　刘燕瑾，满族正黄旗人，生于北平，“抗战”爆发前，就读于北平女二中。1935年，刘燕瑾在“一二·九”运动中参加了“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儿子王端阳收集的老照片中，她穿着洋装，与黄敬、张瑞芳们到北京郊区宣传抗日，演《放下你的鞭子》，跳狐步舞。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刘燕瑾在二十九军做军医的父亲失踪。刘家的经济条件急转直下。1938年，在冀中军区卫生部工作的二叔把刘燕瑾带到军中。1939年，她调入冀中军区直属的火线剧社并加入中共。从1943年到1947年，刘燕瑾5年的日记，记录了20到24岁最刻骨铭心的经历。

　　许多的青年，在拼命地追逐着我

　　“夜里做了一个奇异的梦：许多的青年，强壮勇敢的青年，在拼命追逐着我。在无际的平原上，我飞快地跑着，后边有一个人在追逐着我。在辽阔的海洋上，我像生了翅膀一样翱翔着，后面也有人在追赶着我……”1944年5月25日，刘燕瑾的日记写道。

　　在1940年代的火线剧社，刘燕瑾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演员。在剧社，她的“代名词”是“夏天”，人们说她有“星一样撩人的眼睛”。

　　火线剧社盛时一百五十人，困难时期几十人，在这个不大的集体中，刘燕瑾的追求者够组建一个班。她骄傲也苦恼：“我感激你们，感谢爱我的人，泪都流出来了，请恕我不能千篇一律地爱你们。如果‘人’能允许有几个爱人，而爱人与爱人之间也能心心相印，毫无一种怀疑嫉妒的心理，那不是更好吗……”

　　在日记里，她以姓名缩写代替大多数追求者，有名有姓常提到的有三位：黄枫、凌风、王林。王端阳查证：黄枫是火线剧社的男演员，因父亲被日本人杀害而抗日。

　　有一个时期，刘燕瑾和黄枫视彼此为“思想爱人”，两人定期交换诗和日记。每当刘燕瑾“违反组织及群众的意志”，黄枫都要在背后歌颂一番：“倔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主见的人才是真正没出息”，“要生活得更健康，像狮子，像虎豹”。在1940年代的抗日根据地，我行我素意味着落后。年轻的刘燕瑾以为自己可以帮助落后的黄枫。

　　1942年日军的“五一大扫荡”中，黄枫被俘。《晋察冀文艺丛书之二——敌后的文艺队伍》记述：黄枫被俘后，“坚不指认同志”，数十日后与其他被俘战友“皆被地下组织营救出狱”。刘燕瑾一度以为黄枫已牺牲，在日记中为他写了一首小诗。

　　1943年4月21日，黄枫突然返回部队。刘燕瑾在日记中记录：“离北洪城差不多只有一里地了，在一个小的山坡上出现了一个蔚蓝色的影子，越来越近了。突然向我们扑了过来，有一股热气冲到了我的嗓子里，我说不出一句话，一双火热的手伸到我面前，我真不知该怎样好了。”

　　接连几天，黄枫与心爱的姑娘竟夜长谈。“夜像死水一样静，月亮已经变成了椭圆形，我和我的朋友在野外谈判着一件最纯洁的事情。”刘燕瑾写道。他们要“谈判”，是因为凌风已闯入她的生活。

　　1941年，火线剧社排演话剧《日出》。冀中没排过这么大型的话剧，找不到合适的导演，有人提议请“西战团”的凌风：他刚从上海来，见过大世面。凌风用花布在霸县胜芳镇的冀中军区礼堂堆砌出1930年代天津卫的华丽。烫着飞机头、穿着花旗袍和高跟鞋的刘燕瑾在剧中扮演顾八奶奶。

　　战地剧社随军流动，近乎草台班，真正在剧场里演出的机会不多。刘燕瑾在1946年的日记中，把参演控诉国民党政权的大戏《血泪仇》称作自己“自演戏以来的第二次剧场生活”。第一次剧场生活，是1943年在边区议会大礼堂，为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作慰问演出。

　　在这次演出中，凌风正式向刘燕瑾求爱。一年之后，刘燕瑾还在日记中回味当日情景：“屋外下着雪，天上没有一个星，礼堂里没有一盏灯，礼堂里的炉火正烧得通红……另外就是你的两颗明亮的眼睛。”

　　第一、二、三者，全都应该停止活动

　　1943年4月底，刘燕瑾被政治指导员数度约谈。刘燕瑾坦白了自己的感情经历，“都说了，一切的事情全讲了”。指导员批评她：“对他们的诱惑或以‘朋友’为掩护来进行其他活动都是不应该的。”

　　压力之下，刘燕瑾开始吸烟。几天之后，她决定学习沉默：“沉默对于一个青年大概是最痛苦的事吧！可是我却不能不这样做……”但很快就遭到了批判，人们认为沉默意味着苦闷、烦恼、不愉快。

　　在刘燕瑾的日记中，火线剧社的整风自始至终与整顿“男女关系”交织在一起。进入1943年6月，剧社每晚搜山，“夜里，社长查铺，指导员则在会上说：不管已经历史注册，或正在进行的，或第一、二、三者，或准备演压轴大戏的，或主角、配角，全都应该立刻停止活动，把全副精力放到工作上、整风上，否则论法定罪。”

　　会后，刘燕瑾向黄枫宣布了“死刑”。她觉得该痛哭一场，“但到处都是人，我是绝不甘心让别人看作一个绝望或没有出息的女人的，像歌忒一样。”歌忒是她当时在看的法国小说《冰岛渔夫》的女主角。这部19世纪的小说充满对爱情的渴望和禁欲主义色彩。同一时期，她在日记本中大段抄录《原野》中，金子向仇虎表白的台词。

　　剧社开始批判“恋爱至上主义”，刘燕瑾心里翻滚着自责、忏悔，衣服脏得全有味了，也不愿意洗。在支部大会上，她被要求做彻底的个人反省。她谴责自己：“我二十年中糟蹋的粮食，还不如叫牲口吃了。”

　　那年6月的最后一天，刘燕瑾接到凌风一个月前从雁北寄来的信，她从中感受到一丝新鲜的气息：“那里仍然在严冬，生活是异乡风味。”1943年的日记到这天戛然而止。剩下6个月的日记，1946年被刘燕瑾烧毁。